中国古代诗话及其汇编之体的承传

中国古代诗话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线索中:一是在单部诗话之体上,有“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之体的承传;二是在诗话汇编之体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据人而编之体的承传。诗话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我国古代诗话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古代诗话多方面价值的展开。     

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

江村北海曾提到中国文学影响日本有200年的时间差.但从江户中后期开始,这一影响更加快捷,诗话也是如此.日本诗话脱胎于中国诗话,内容也以论析中国古诗及诗论为主,是一种面向中国的“外邦”诗话.本文辨析了中国文学影响日本文学有200年时间差的说法,论证了日本诗话在早期脱胎于中国诗话,在江户后期又逐步本土化的表现,说明日本诗话在面向中国的同时,为适应日本本土读者的需要而本土化的特色及过程.     

蔡镇楚:东方诗话学的开创者

蔡镇楚教授以２０多年的苦功，集中于东方诗话学的研究，注重从诗学、史学、美学、文献学、比较文学、审美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文艺学等多层面上对中国诗话、日本诗话、朝鲜诗话等进行多角度的系统研究，以《中国诗话史》、《诗话学》、《石竹山房诗话论稿》三部专著奠定了东方诗话学的坚实基础。     

唐五代诗话目录中诗话作品选录标准析论

分析唐五代诗话目录可知,诗话作品的选录标准实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不应等同于唐五代诗论,而应作为唐五代诗论的一种,与诗品、诗格、诗句图、论诗诗、诗序等其他诗论形式共同构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作品选取标准应为“狭义诗话”,作品只应包含与北宋初期诗话内容、体例皆相近的唐人“本事类”作品及宋后创作的四部以诗话为名的作品:尤袤的《全唐诗话》,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沈炳巽的《续唐诗话》,王士禛、郑方坤的《五代诗话》.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意”与“味”

张戒《岁寒堂诗话》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以“意”、“味”论诗的现象。“意”和“味”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意”着重于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味”着重于诗的审美情趣。在两者之间,张戒更强调“意”。     

简论诗话体制特征

<正> 诗话是我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主要形式和独特的论诗之体。这种笔记体的评诗短札,在记载诗坛轶事、评论诗人诗作、推溯流派渊源、考辨名物故实、品藻名篇佳句、研讨诗论诗法等“论事”、“论辞”方面,其表述形式多是画龙点睛的方式,是诗意的而非哲理的,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是直观性的而非分析性的,这就形成了它体制上的种种特征。第一,随意性。诗话的体制是一种随笔,作者兴之所至,率尔操觚,“纵笔所至不检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按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家的观点,人类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     

论中日韩首部“诗话”作品的特点

诗话是东方文学批评一种独有的方式,对于同处于东方文化圈中的中日韩三国来说,三国诗学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中日韩首家“诗话”——《六一诗话》(中)、《济北诗话》(日)及《东人诗话》(朝)入手,遵循诗学批评原则,秉承着研究相近、相承的思想脉络,尊重三个民族间的诗学发展,可以发现《六一诗话》的开创性、《济北诗话》的继承性与《东人诗话》的本土化等写作特点.     

维新与继古:黄遵宪诗歌的意义发现与价值榷诂——以诗话为中心

黄遵宪在晚清诗坛由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得益于报刊诗话的推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诗话栏目中,高度评价黄遵宪的域外诗和感事诗,视其为“诗界革命”的最高代表.狄葆贤、潘飞声与陈衍也在报刊诗话中推崇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感事诗,视其为诗学传统的传承人.黄遵宪诗作独特的新旧两重性,使其同时获得新旧两派诗评家的认可.黄遵宪作为晚清爱国诗人、民族诗人,其诗歌在民国以后走向经典化.     

宋代诗话中的诗意论

宋代诗话对诗意进行了多方面的建构 ,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从审美本体角度 ,明确标树“意”为诗歌创作和欣赏之本 ;二、在诗意表现上则反复申论了意在言外、立意深远、合于风雅之义等一系列要求 ;三、从意与言、与境、与因袭、与用事、与偶对的关系角度具体探讨了诗意的创造。此三维视域的开掘 ,为后世更深入地建构古典诗意理论提供了空间     

论明代诗话

诗话崛起于宋,徘徊衰落于元,至明代而复兴,出现了第二个诗话创作高潮.据《中国丛书综录》,明人诗话之作,以“诗话”名书者凡十七部,未名“诗话”而实属诗话之体者凡三十一部,合计著录为48部.据本人所编纂的《中国历代诗话书目》所载,明代诗话已知见书目多达一百七十余部,其中以“诗话”名书者凡48部(含诗话集),未名之“诗话”的论诗之作凡130余部;而据台湾大学博士生连文萍说已收明诗话二百部之多.今杭州大学周维德编纂有《全明诗话》丛书.系继郭绍虞先生之后诗话整理的补阙之作.所以,从其数量来看,明代诗话并不亚于宋代诗话.然而,明代诗话又产生于朱明王朝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之中,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因而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     

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

不少学者以中国古代诗话之“闲谈”性与“零乱”性而鄙薄之。而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中国诗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所谓“闲谈”并不是指创作态度的随意,而主要是标举一种新的诗文品评方式;而所谓“零乱”,也不是说作者思维混乱,缺乏逻辑,而是作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表现。     

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诗意栖息”如何成为可能

海德格尔的“诗意栖息”是指居住于存在的澄明之境中,存在通过语言给出澄明,存在通过人成为存在,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同时,语言也是人类“诗意栖息”的家,诗意在人类语言中成为可能。只有“栖息”在“诗意”中,人们才能返璞归真、回归自我。     

论海德格尔的诗性拯救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遮蔽,造成了现代人的无根状况。人的本质取决于他与存在的关系,存在是“天、地、人、神之四重整体的统一体”,唯思才与存在相契合,思让存在达于语言,与存在相契合的语言是本真形态的诗之道说。作为一种道说,诗让我们采取“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唯如此,人才能栖居在大地上,这就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题。     

毛泽东诗论管窥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诗词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至今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开创和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他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与长期从事诗词创作的过程中,在以领袖和诗人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中华诗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为何会断裂

应对酬唱的诗文传统断裂于现代,人们常将其归咎于新诗的倡导。本文通过史料的研究,证实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式教育的兴起和科举的废除,才是致其断裂的更为直接的原因。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