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谶纬神学的产生

西汉哀、平之际,谶纬神学兴起,并以迅猛之势,很快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这是汉代思想史上的一股逆流,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汉思想文化的演进历程与西汉末年社会状况交互作用的必然历史现象。 一 《汉书》关于谶纬神学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李寻传》:“初,成帝时,齐人甘可忠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     

语言特征的考察与“误题”译经译者的确定——以《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为例

对误题译经译者的考辨,语言鉴定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根据文献的记载和对《阿育王经》、僧伽婆罗译经中"大臣""善男子""比丘""帝释"等词语以及人称代词复数、表达完成结构中的完成动词等语法现象的考察,可以确定《阿育王经》的译者为梁僧伽婆罗。《阿育王传》的译者在文献中的记载很混乱,通过对《阿育王传》以及安法钦译经《佛说道神足无极变化经》中"晋言""族姓子""释提桓因"、"颇"作疑问副词的反复问句、范围副词"都"、表达完成结构中的完成动词等语言特征的考察,可以确定《阿育王传》的译者为西晋安法钦。     

《文心雕龙·正纬》 之辨

刘勰在 《正纬》 篇中认为,谶纬起源于河图、 洛书,然而,所谓河图、 洛书,不过是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而已.谶纬在汉代的形成自有其思想渊源和社会基础.《正纬》 篇提出的"义非配经",指出了纬书与经书的关系,说明了纬书的功用在于"事以瑞圣".然而,实际上纬书的内容又极为丰富复杂.刘勰认识到谶纬的"有助文章",因而认为,"后来辞人,采摭英华".谶纬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在其事类和辞采上,更在于其特性和特点使明清小说家将其转化为一种叙事艺术.     

义净记载的天竺计时体系

唐代高僧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详细描述了当时南亚佛教僧侣的日常生活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风土人情。出于对戒律的关注,义净仔细考察了当地的计时系统,即日影测量与水漏计时。此类具体而微的对古代印度计时体系的描述,在汉文佛教文献中甚至于汉文传统文献中是独一无二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关于"洛州无影"的记载,激起了学者们广泛的讨论。而名为"旋右观时"的这一段文本,不仅仅记载日影测量,还有水漏计时与旋右的礼仪。本文进一步探索了义净记载的古代天竺计时体系——日影测量和水漏计时。     

《尚书中候》题意考

作为谶纬文献之一种的《尚书中候》,前贤对其题意解释众说纷纭。对谶纬文献整体考察可见,章太炎“中候为官名”说尚可商榷,而其意略近今之“内证”、“内涵”之类。     

张绶创作《德山留题》考

《德山留题》,亦题《游德山》,又作《善德山二首》.从明代开始,文献记载皆称此诗为周必大所作.香港大学詹杭伦教授提出异议,认为很可能是张松兑作.清同治《武陵县志》引文中称是“张绶”作,但与其记载存在矛盾.由该书的线索,可以推断“张绶”作的说法出自明代龙膺《常德府志》.结合旁证,“张绶作”可以成立,而“张松兑作”,找不到任何文献支撑.     

《穆天子传》的时代和文献性质

文献的断代定性是历史研究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穆天子传》在近百年研究中,虽留下数量可观的参考文献,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那就是它的成书时代和文献性质。本文从《穆天子传》的本文记载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成果,提出了18个比较有力的证据,从各个方面论证了《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方术家的作品。     

关于《汉书》不著司马迁生卒年和死因的初步探索

《汉书》虽为司马迁设传,但对司马迁的生卒年及死因均无明确记载。而《司马迁传》前后的《张骞李广利传》和《武五子传》等篇对于他们的卒年记载多较明确,为何对司马迁生卒年及死因略而不书 ?窃以为,当是由于缺乏材料,难以确定所致。对此,可以从司马迁在当时的处境、统治者对司马迁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推断论证。 一、司马迁的境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述了祖上的辉煌,然自秦以来,司马氏家族仕途渐落。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尚为名将,至其高祖司马昌则为铁官。入汉,司马迁曾祖司马无泽为汉长安市长…     

“河图”类谶纬书中的地理博物体小说

谶纬文献具有一定文学性,这早在《文心雕龙》中已经被论及。如果从文学视角审视谶纬文本时,有部分作品与地理博物体小说的文体特征非常吻合,即具有地理、博物、志异的特点,而且呈现这些特点的篇目在整个作品中占多数,符合判定地理博物体小说的数量原则。这部分作品主要集中在"河图"类谶纬书中,如《河图括地象》《括地图》《河图始开图》《龙鱼河图》《河图玉版》《遁甲开山图》《白泽图》等都可以看作汉代地理博物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研究的分期与成果

任蜜林在《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撰文《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的研究与反思》指出,从1905年到现在中国的谶纬学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来的谶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05到1949年,可以称作谶纬研究的奠基期。在这期间,对于谶纬的研究,多集中于谶纬的源流、篇题、价值等方面,如刘师培的《谶纬论》、陈延的《谶纬考》等。其中顾颉刚和陈槃的研究最具代表,顾颉刚对谶纬的起源、内容及谶纬对东汉的影响等作了探讨,为后来的谶纬研究开辟了道路。陈槃则在谶纬起源、篇题等方面作了开拓性的贡献,从而奠定了以后谶纬研究的基础;从二…     

论清史《儒林传》对陈澧学术的记载

东塾学派是广东学者陈澧与其弟子所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具有全国影响力。本文讨论其全国学术影响力产生的一个侧面。清史《儒林传》对陈澧的记载是其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例证,情况较为复杂,学界了解不多。本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揭示清史《儒林传》中《陈澧传》的最初面貌的形成以及后续改写情形,展示陈澧在官方正史中学术形象的建立过程。     

利用楚简校读《左传》一则——“陈公穿封戌”辨疑

《左传》记载了楚大夫陈公穿封戌擒拿郑将皇颉,王子围与之争功的故事,但《史记》却记载陈公为公子弃疾。由于史料不足,学界对相关传世文献中"陈公"之记载差异等问题关注不足。上博楚简《申公臣灵王》可与《左传》对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释证,为厘清相关史实提供了新的思路,《左传》"陈公"乃"申公"之误,"申""陈"二字音近互通,左氏把申公事迹混淆到了陈公身上。     

中国古代的“十日”传说

"十日"传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神话传说之一,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和研究,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供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十日"传说的基本内涵与流行地域有关"十日"传说的记载,最早见于《归藏》一书.此书今虽不传,但可以从《文心雕龙·诸子篇》中的引述窥知其概略:《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姮娥奔月.先秦文献中涉及这一传说的还有《庄子》和《楚辞》的《招魂》、《天问》诸篇.例如,《庄子·齐物论》中记有: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

包含有"折垣"和"祭越"的两枚悬泉汉简由张德芳先生于2002年刊布,它们是两个过去未曾知晓的西域国家的名字。本文对简文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历史背景考察和语源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地望进行了推断:折垣为《汉书.西域传》所载之乌弋山离,是对该国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祭越为《汉书.西域传》里的子合(西夜),即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里提到的Sizyges。折垣简中的狮子名称还揭示了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一幕。     

《宋史·王柏传》勘误

王柏,朱子嫡传,《宋史》有传。然《宋史》本传中有关王柏学术见解及著述的记载却多与史实不符,今略作考辨。1.《王柏传》载其论《书》曰"大禹得《洛书》而列九畴,箕子得九畴而传《洪范》。范围之数,不期而暗合。《洪范》者,经传之宗祖乎!"(《宋史》卷四三八《王柏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2981页)按:危素《王柏补传》与《宋史·王柏传》相校,仅多数     

《三国志》郑宝史料辨析

郑宝的史料问题有二:一、郑宝是想驱略百姓到江南去的“扬州盗贼”,还是为万民拥戴的地方领袖。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魏书.刘晔传》和《吴书.鲁肃传》自相矛盾的记载,以后大多数史家就二者孰是进行辨析,结果都是赞同《魏书》,否定《吴书》。其实,《魏书》成书早于《吴书》,从《吴书.鲁肃传》刘晔给鲁肃的信上看,郑宝是江淮地区为万民拥戴,并被刘晔、鲁肃折服的地方领袖。二、《魏书》所记刘晔生平前后矛盾,进一步说明了关于郑宝史料问题上,《魏书》的记载不准确不可信,《吴书》的记载准确可信。     

谶纬研究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近百年的谶纬研究,在文献辑佚、 谶纬自身研究和谶纬与相关历史思想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诸方面,都展开了比较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文献稀少散乱和相关知识背景比较陌生的原因,谶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精准、 明晰.其中最为基本和急迫的,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基本的原典文献(谶纬佚文)需要重新精确地辑校;谶纬本身的性征需要更加明晰的界定.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鸠摩罗什《赠沙门法和》偈颂辩正

在佛教文献《出三藏记集》和《梁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里,都记载了鸠摩罗什诗体偈颂《赠沙门法和》一首。两首偈颂主要寓意相同,但词语略有差异。偈颂的第三句由"哀鸾"与"孤桐"两词组成。长期以来,有的学者由于对此二词理解的偏颇,使整个偈颂的本意被严重曲解,这种"南辕北辙"的解读,还影响到对鸠摩罗什一生事业成就及人格品德的正确评价。本文主要从考证"哀鸾"与"孤桐"二词入手,对"哀鸾孤桐上"一句,进行辩正,恢复偈颂全部原本的旨意,以准确而公正地认识鸠摩罗什的人生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