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我国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90～2010年数据

我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经济粗放式增长、对能源需求量大等,因而探索降低能源强度道路成为必然选择.文章首先运用DEAP2.1软件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纯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然后采用ARDL模型对全国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与能源强度间的协整性进行检验并估计出参数,最后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M)对东、中、西部的纯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技术效率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纯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和技术效率对能源强度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对能源强度的降低有显著作用.     

中国省际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度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实证分析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技术进步是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其中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而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U型非线性影响则不显著;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具有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对纯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以发挥规模效应,立足区位优势以强化辐射效应,完善区域产业链以推进产业融合等,以期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实证分析

本文从实证角度测算了辽宁老工业基地2000年-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通过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部分,研究了辽宁老工业基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不同作用,分析了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技术选择路径.通过进一步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将技术进步分解为中性技术进步和非中性技术进步,具体地讨论了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实现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域产业转移效率研究及其对废气排放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5-2014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通过DEA-Malmquist模型对各个区域的产业转移效率从动、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运用SYS-GMM模型探讨了产业转移对废气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在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方面都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规模效率则是中部地区最高;三大区域的Malmquist生产率都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此外,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分别对废气排放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进步还能够提高产业转移过程中对废气治理的效率.     

中国城市碳排放差距及其技术成因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随着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技术和新装备层出不穷,在碳排放“双控”的过程中,技术的重要性和关键地位必将愈发凸显。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城市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存在较大差距,具有总量差距大、强度差距增长快的特征,这严重影响到整体推进碳排放“双控”的速度,其背后的成因离不开城市技术进步异质性。中国城市生产型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弱,绿色型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强,碳排放差距缩小源于前者,碳排放差距扩大源于后者。技术在减排中的作用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技术进步异质性在碳排放差距方面的解释力尤甚,其根本原因在于纯生产技术进步异质性较弱,而纯绿色技术进步异质性太强。从全国层面布局碳排放“双控”战略,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具体到区域层面有的放矢地发挥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作用。     

碳排放约束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

针对传统ML指数不具有传递性特征并且面临潜在线性规划无解的问题,将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引入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并利用中国31个省市1993—2013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分解。研究表明：是否考虑农业碳排放因素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产生较大影响,忽略碳排放约束会高估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可能导致政策偏误;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发展普遍存在效率恶化与技术进步并存的局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贡献,农业技术效率不增反减;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要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中国农业大省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未能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农业优势,农业大省并非农业强省。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环境效应与工业大气污染

中国正处于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时期,工业大气污染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清洁环保型技术是降污排污的重要突破点,而进口贸易作为吸收国外先进治污技术的核心渠道,带来的技术溢出是否降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值得探索。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规模—结构—技术”环境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逐步回归法考察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全国层面上,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能够带来工业经济规模扩张效应、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效应三类环境效应,通过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技术进步显著影响工业大气污染排放;（2）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呈“正N形”特征,即随着资本品技术溢出水平不断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遵循“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阻滞自主创新”的路径,然而随着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增强,影响主导力量变化趋势为“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3）区域层面,以技术溢出均值为标准,11个省市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因经济规模效应加重了污染排放强度;其余省市的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起到了节能减排作用。针对研究结论,认为应推动工业经济规模扩张与大气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扩大进口贸易的规模。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硫排放——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手段,技术进步是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推进清洁生产的关键方式。基于200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tate12.0软件对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S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SO2排放不产生显著直接影响作用,但是通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对SO2排放在滞后1年显示出负向影响作用;技术进步与SO2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与SO2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应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等环境污染规制力度以及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支持投入力度,同时加快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步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河南省生产率进步及其因素分解——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市级数据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18个市2000-200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及其因素分解分析的结果表明:河南各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十分强劲,年均达14.7%,且落后地区具有明显的追赶趋势,但近几年下滑趋势明显。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说明,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则是制约TFP提升的瓶颈因素。因此,要遏制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势头,就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提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中国能源消费的CO_2排放变动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结合中国CO2排放的现状,运用改善的因素分解方法,就中国CO2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是促进能耗增长与CO2排放逐年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且这一作用还呈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能源结构调整并未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导致CO2排放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主要因素。其中,能源技术进步减排效应最大。2020年减排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重点是控制煤炭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     

中国省际CO2排放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投入导向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BC2-DEA模型,选用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省际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利用Tobit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省际间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工业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CO2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是CO2排放效率提高的有效途径;我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效率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不支持“污染避难所”理论。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中国水产加工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15个省市2003~2014年的水产加工业数据,利用DEA方法对水产加工业综合技术效率（以下简称技术效率）及其分解进行测算,并借助Tobit面板数据模型对水产加工业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4年间水产加工业技术效率呈逐年上升态势,且省际间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省份水产加工业技术效率水平较高;（2）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规模效率始终是制约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3）市场势力是影响水产加工业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核心要素,与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     

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首先,根据2000—2014年全国各省和直辖市面板数据,采取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30个省、 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全要素生产效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且当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每减小1%时,全要素生产率会增加1.39%.其次,通过地域划分,横向比较了不同区域内劳动力转移对TFP的具体作用效果,其作用效果大小按照西南、 中南、 东北、 华北、 华东以及西北地区顺序呈现递减规律.最后,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指数和规模效率,分别探究劳动力转移对它们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通过对技术进步水平与规模效率水平的影响所实现的.     

中国经济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政策因素.从一次能源人均碳排放量和终端碳排放强度也即单位GDP终端碳排放强度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采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因素和能源政策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和贡献率是不同的.从人均碳排放而言,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1980-2012年人均碳排放量提高了309％,增加了4.7t CO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均碳排放增加,贡献率为215.7％,而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降低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贡献率为-113％.从终端碳排放强度分析,1996-2012年,碳排放强度降低了52％,其中能源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贡献率为106％,其次是能源结构的改变,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提高了碳排放强度.     

省际R&D技术溢出对碳排放的影响

CO2排放增多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作用日益受到各方重视。基于地理经济距离构建省际技术溢出网络,将省际R&D直接技术溢出与用网络中心度度量的间接技术溢出引入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面板计量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省际R&D直接溢出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间接效应不明显。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省际R&D直接溢出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不显著。省际R&D间接溢出可以显著减少中部地区碳排放,东部地区以接近中心度衡量的省际R&D间接溢出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以特征向量衡量的省际R&D间接技术溢出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     

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利用碳排放系数法,对中国及各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LMDI模型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从2000年的27784万吨CO 2增加到2014年的91336万吨CO 2,其中内蒙古碳排放增量最大.从全国层面看,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是刺激因素,分别增加碳排放78229万吨CO 2和31998万吨CO 2;节能技术、消费倾向和能源结构是抑制因素,分别减少碳排放31122万吨CO 2、9636万吨CO 2和5917万吨CO 2.从省域层面看,能源结构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793万吨CO 2;节能技术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3146万吨CO 2;消费倾向效应最大的是山东省,共减少碳排放907万吨CO 2;收入水平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增加碳排放6153万吨CO 2;人口规模效应最大的是广东省,共增加碳排放4006万吨CO 2.     

客车行业生产效率变动趋势研究

适应WTO规则要求的关税改革进程大大影响了中国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生产企业的效率。文章运用Malmquist指数理论研究了1997～2005年中国客车类上市公司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技术进步率等分解指标的变化。结果表明,面对国外厂商的冲击,中国客车企业的发展高于人们的预期,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住了竞争优势,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生产率提高,但因受发展环境的限制,提高速度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碳减排与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五大生产部门CO2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西部地区目前处于西部大开发第二轮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日渐严重。本文基于1999-2010年西部地区五大生产部门的CO2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以探寻西部碳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经济规模每增长1万元,CO2排放平均增加2.97吨。其中,运输业经济规模的边际CO2排放量最大,是最小的商业的10.65倍。(2)平均能源强度在12年间下降24.67%,但运输业的能源强度呈现高位缓慢上升趋势。(3)能源结构重型化略有加重。其中,工业和运输业的能源结构重型化最为严重,但均呈现高位上升趋势,尤其是工业,其碳排放密度效应最为显著。(4)经济结构重型化处于加重阶段。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CO2排放平均增加4.89MT(百万吨)。     

基于LMDI方法的中国民航业碳排放因素的指数分解

2008年欧盟通过的将航空业纳入EU-ETS的提议草案,使得民航业的碳排放问题成为碳减排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民航业在CO2总排放量占比虽小但是增长迅速,而欧盟的这一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将给中国民航业带来一定的冲击。文章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民航业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85—2010年间民航业运输总收入、航线结构、单位运输收入周转量、能源强度、CO2排放系数等五个因素对民航业CO2排放量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航业CO2排放量上升主要由运输总收入的增长引起,单位运输收入周转量和能源强度的下降则遏制了CO2排放量的上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中国民航业实现碳减排的应对策略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