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国际趋势其中国贫困走向进行相应调整,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新疆城镇贫困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利用2002—2013年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计算了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索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城镇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13年,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大体经历了三个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基尼系数先升后降,2010年以后下降速度尤为明显。对FGT指数分解后发现,经济增长对降低贫困规模和贫困严重程度效果明显,收入分配的改善对降低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程度效果最好,贫困线上升导致的FGT指数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降低FGT贫困指数幅度大体相当。为有效解决新疆城镇贫困问题,应继续实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的反贫困战略。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促进就业抑或强化“福利依赖”?——基于城市低保“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实证分析

促进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低保受助者重新就业,是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规避救助依赖的重要方式。采用城市低保的实证调查数据,分析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行为以及失业后再就业积极性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具有"双重效用",既可以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但也可能降低未就业受助者找工作积极性与再就业意愿,强化受助者救助依赖心理,导致新的福利依赖问题。由此提出:要适当调整现行的反福利依赖政策,加强对就业困难低保受助者的直接就业援助;由解决"收入贫困"问题转向破解"能力贫困"问题,构建以教育和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对适龄劳动力低保受助者的就业能力培养。     

农村老年人口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随年龄变化的特征——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CHFS农户家庭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口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随年龄变化的特征。实证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随年龄变化呈现下降趋势,而其各项消费支出随年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趋势。农村居民进入老年阶段后,衣着支出比重继续保持下降趋势;食品支出比重、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比重在65岁左右出现拐点,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交通通信支出比重在60岁左右由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在65岁之后保持下降趋势;医疗保健支出比重走势则较为复杂,在60岁左右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进入65岁之后先保持上升趋势,70岁左右转变为下降趋势。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指标构建与影响机制

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圆满成果后,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在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在贫困动态变化过程中如何预防返贫、解决相对贫困等动态问题至关重要。而这一前提在于弄清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如何作用贫困动态变化的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三省六县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4个时期(2010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的农户样本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基于贫困强度调整后的贫困发生率指标,重点将扶贫政策作为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兜底保障对贫困动态变化均有异质性影响。其中,产业发展、兜底保障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在特定时期和区域可能会提高贫困发生率,前者可能受财政教育资金相对趋紧和人口流出所致,后者可能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不具备短期增收效果所致。上述分析为新时期预防返贫、处理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启发。为此,我国应该继续深化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以提升农民造血能力,稳步提升以兜底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供给水平,持续推进教育领域的财政体制改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因地制宜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后期扶持,以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农村贫困脆弱性动态演化分析

利用1993～2009年CHNS的6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采用统计分析和转移矩阵的方法,分析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脆弱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贫困脆弱状态是一种暂时性贫困脆弱状态,并且脱离贫困脆弱与进入贫困脆弱现象并存;脱离贫困脆弱和进入贫困脆弱均呈现状态依赖性,在脆弱线附近群体更容易进入和脱离贫困脆弱;贫困脆弱群体的不同阶层脱离贫困脆弱后,大部分家庭进入非贫困脆弱群体的阶层有所差别,非贫困脆群体的不同阶层进入贫困脆弱后,大部分家庭均进入贫困脆弱群体的较低阶层;同时,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演化作用机制。     

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政府因应这一问题的政策大体上经历了6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依托单位体制到重视社区作用。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大力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以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优化,切实保障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城市扶贫与政府社会政策取向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城市贫困越来越成为困扰各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怎样缓解以至最终消除城市贫困问题,成为各国政府都回避不了的责任。从政府的社会政策选择取向角度来探讨了中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现状及成因,分析了当前反贫政策体系的弊端,提出了应对措施。     

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     

城市社区贫困救助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以武汉市琴断口街道为例

城市社区贫困问题是目前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武汉市琴断口街道的调查,我们对目前城市社区贫困救助的现状与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有关贫困救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与政策的执行者存在着一系列矛盾。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思路是,要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实施多主体、多方面和多层次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文化性"贫困探微

贫困成因分析主要有两个理论取向: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我国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导致的"结构性"贫困.当贫困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并呈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时,单纯的结构视角已无法拯救贫困,需要文化解释的介入.当前,城市"文化性"贫困从贫困群体的精神特征、社会交往状况和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三个方面凸现.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不仅要消除"结构性"贫困,更应该着手"文化性"贫困的疗治.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政策缺陷及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制度的转型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成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从城市贫困的界定出发,进而探讨了城市扶贫政策的缺陷及走向。     

城市贫困儿童:问题现状与解决对策

城市贫困问题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贫困儿童的发展现状更是值得关注。笔者对城市贫困与城市贫困儿童进行了界定,并对城市贫困儿童的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探讨了解决城市贫困儿童问题的策略。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福州地区高校为例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择福州地区四所高校的贫困大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对贫困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的现状、支持的内容及其来源,分析影响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的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并针对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网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对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贫困定义上，已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社会排斥；在贫困成因上，形成了包括个人主义、贫困文化、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多种理论解释。比较而言，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端阶段，基本上局限于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特征、形成原因和解困对策问题的探讨。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缺陷，并表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