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谈起

茜达·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是西方“革命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该书认为在法、俄、中三国革命中,对外战争失败导致革命;区别“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标准是有没有农民造反,革命的目的是“创建国家”。斯科克波尔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转型的需要;农民问题也不能作为判断“社会革命”的惟一标准;至于是革命推翻了旧国家还是旧国家的崩溃才引发了革命,显然是前者。     

论毛泽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利夫顿《革命的永生》一书解读及其它

罗伯特.J.利夫顿是国际著名的精神病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他的著作《革命的永生》开拓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历史资料表明,在毛泽东的深层观念中,“革命”不只是一种激烈的行动,而且具有意识形态、甚至形而上学的信仰意涵。诠释这种特殊的信仰内涵,对于理解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体系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轨迹,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论恽代英的革命思想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是恽代英编著的一部革命史专著,是恽代英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折射出他的革命理论,汇总了他斗争的实践经验。恽代英在其中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充分肯定了革命的重要性,揭示了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是恽代英革命思想的一个总结。     

阿伦特的俄国革命观——以汉娜·阿伦特《论革命》为中心考察

汉娜·阿伦特的俄国革命观集中体现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她认为在暴动、恐怖、历史必然性和绝对主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是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延续.正是因为十月革命“电气化加苏维埃”的特殊方式,导致了革命的悲剧性结局.而党派之争成就了一党专政,布尔什维克党扭曲了革命的苏维埃制度,最终“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革命精神丧失.     

论恩格斯革命历史观中的资产阶级形象——基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文本的解读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了德国1848年革命的基本问题,复杂的资产阶级形象在其中得到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矛盾的阶级品质、双面的阶级性格、逐利的阶级本质和狭隘的阶级眼光使其在历史地位上具有进步性和局限性,在革命意愿上具有斗争性和妥协性,在革命立场上具有投机性和孤立性,在革命策略上具有被动性和盲目性,也就不可能带领人民获得解放。对资产阶级形象的把握可以深化对当下意识形态领域诸多问题的认识,要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从"中心"走向"边缘"--论王蒙文学观念的转变

王蒙的文学观念经历了由为“政治中心”时代立言到为“市场经济”时代注解的悄然转变。这种转变 ,一方面有着时代历史发展的原因 ,另一方面则导源于其求新、求变的文学理念。     

"革命"与"性"的意义滑变--《蚀》三部曲的版本比较

茅盾的小说《蚀》三部曲,在版本变迁中主要的一次修改,是在初版本到定本之间。这次修改,作者迎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实现了文本的全面刷新,尤其是导致了“革命”与“性”的意义滑变。     

广告的革命--《广告的革命--社会文化广告论》一书的前言

工业技术文明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成果,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历史发展到今天,要求广告自身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广告应从过去的单一的商业性广告中走出来,大力发展社会文化广告,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建设,宣传"生态文明"、"环境文明"、"生态效益"、"绿色消费"、"可持续发展"以及"学会关心"等全新的文明观念,疏导社会文化心理,建设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帮助社会全体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现念体系,以利于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地运转,使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永续发展。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伴随着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变革 ,人类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人扩展至非人类存在物。这种生态伦理观的转变为当代生态法学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丑:从边缘走向中心

丑在美学史上从遮蔽到解蔽,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同时,由于西方20世纪社会与哲学发生深刻变化,丑升华为文艺的审美对象。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从先锋文学开始,丑得到张扬,这对打破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有着深刻的意义,但在价值失范的当下语境中,过度渲染丑会影响我们对价值规范的重建。     

陕甘宁边区林业发展史研究(1937-1950)

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摇篮,其政权领域内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取得的成果、建设经验等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均产生了长远影响,对现代来说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历史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林业(1937—1950)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包括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域的演变、边区的林务机构及主管部门、边区的自然环境与森林的关系、边区原有的森林资源、边区政府的林业政策和法令、边区的林业建设、南泥湾垦殖、陕甘宁的农林教育及教育方针大讨论、陕甘宁边区主要林务人员简历等。     

装置研究视角下的国家边界——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批判边界研究在概念上将物理边界界定为具有社会建构意涵的“过程”和“实践”,其强调多元主体互动在边界内涵、功能和变迁中的影响。在此语境下,“装置”概念被引入,为国家边界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性框架。对“装置”概念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田野材料为中心,提出主权、规训和治理等三类装置形态,其构成了理解边界的多元主体及其主体性效果的重要范畴。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     

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与边贸良性互动的对策思考

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贸易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边民的传统文化既开启、促进着中越边贸的复兴,又制约着边贸经济的现代化升级,特别是在中越两国政治经贸关系在世纪之交上升到一个成熟期而且边贸逐步规范化、各种机遇与挑战日益显现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促进边民文化与边贸经济的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中越应加强边境区域合作,共同运用该地区经济文化互动的规律,调节边民文化与边贸的互动关系,在提高边贸规范化、电子化的同时,协力提高边民文化资源开发手段的现代化,实现边境文化经济产业的分工合作、双向交流,同时培育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群,形成“边贸带旅游、旅游唤文化、文化促经济”的相互联动格局,建立一条“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中越边境经济区和增长带,实现当地经济、文化的“双赢”和中越两国的“双赢”。     

上古仪式中心从宗庙到宫殿的演进

摘要：  上古仪式中心从宗庙到宫殿的演进,先是从庙寝合一体系到路寝渐次独立出来变成正寝或王寝,然后正寝具有实际行政功能,最后成为名符其实的宫殿。与由庙到宫的演进相伴随的,是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都城结构的变化,由座东朝西的主潮变为座北朝南的结构;二是宫庙位置的变化,庙由中心移到旁位;三是宫殿中心的最后定型。这一从宗庙中心到宫殿中心的建筑结构变化,透出了一种中华民族性格。     

地区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论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

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已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争相研究的热门话题,而新民族主义和跨界民族则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热点,如果说地区主义发展了新民族主义.那么地区主义的边缘地带则造就了跨界民族主义,它反映了地区主义下的边缘地带跨界民族相互交往的地缘认同、经济环境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分析地区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的关系,可从一个新的视角阐释跨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跨界民族主义的特征.     

中国文人美学视野下的《边城》研究

《边城》符合中国山水画的元素,它的绘画特征创造出了含蓄之美,让文字的指涉意义大过文字叙述本身,并开辟了读者更个人的但也更多元的诠释空间。《边城》的文体与其精神互为必要条件,《边城》的表现方式即它的意义。以中国传统文人美学来理解《边城》,可让中国现代小说跟上欧美思想界利用小说来展现哲学观点的脚步,它还可以重新检视中国文人美学,甚至是与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驾齐驱,进而对小说文类的文学批评理论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