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困境与实践进路

经验法则为司法者提供智识支撑的同时又反制着司法恣意，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着大量适用的实际境遇及现实需求。受刑事证明观念束缚、经验法则自身掣肘、内在立法迟滞、外在条件桎梏等因素影响，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领域适用现状堪忧且面临诸多困境。新时代背景下应当转变观念，增强司法人员对经验法则的刑事司法价值认同感，以当前各项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大力探索经验法则适用路径，构建和完善符合刑事诉讼规律的适用规则与保障机制，全方位探求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进路。     

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刑事证明的内涵及其与事实查明之间的界线，令状主义和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的必要性，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建构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追求的是客观真实,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实务中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通过比较分析,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指导之下,我国在立法上应当设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为了更好地适用这一标准,应当注意相关制度的协调,建立一系列的配套保障措施。     

论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关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存在诸多标准,其中案由和案件的轻重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两个标准。无论采取何种标准,都应当在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基础这一根本问题的前提下,考察对具体案件是否具有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能性。以案由为标准可以排除对某些类型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能性,而案件的轻重不应当成为排除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的标准。     

美国合理根据证明标准及对我国证据法的启示

合理根据标准作为美国证据法证明标准体系中的一级,有其具体含义和特殊地位。它是裁判者以普通人的标准在一定信息量基础上形成的主观判断,主要适用于与侦查有关的搜查、扣押与逮捕程序。其对于刑事程序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防止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自由与隐私权随意侵扰、干涉,另一方面通过规定比排除合理怀疑较为宽松的证明标准为执法者的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活动余地,能够平衡国家权力的运用与公民私权利的保护。考察该标准在美国的适用,对中国刑事程序和证明标准的研究有一定启示。     

刑事和解案件定罪标准的确立与调适

刑事和解案件中和解协议达成的前提即是被告人悔罪、赔偿等认罪性行为,倘在和解协议达成后给被告人定罪时,仍刚性要求适用普通案件的定罪标准,无论是"结论唯一"或"排除合理怀疑",均显然不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特点,因而需要在多层次证明标准的背景下,选择一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标准加以适用。在此种情况下,盖然性标准由于具有上下浮动空间,既能够避免适用普通定罪标准带来的对刑事和解效率价值的消解,又足以降低错误定罪的风险,因此,以其作为刑事和解案件的定罪标准,具有相对合理性。     

法教义学视角下刑事合规之适用研究

刑事合规在国外勃兴与法人犯罪归责标准和主观罪过的要求宽松化密切相关。我国单位犯罪的归罪标准和主观罪过要求与国外存在明显差异,决定刑事合规在我国水土不服,其适用空间较为有限。具体来讲,刑事合规制度属于单位内部自律措施,并且主要针对普通成员适用,而单位故意犯罪的成立具有整体性,因此很难发挥预防犯罪的功效,二者不能兼容。单位监督过失犯罪的处罚依据在于单位没有适当履行对员工的监督管理义务,致使损害结果发生,实施合规计划可以证明单位已经适当履行监督管理义务,从而阻却过失犯罪的成立。     

论梯度简化的刑事诉讼程序体系

近些年，中国刑事司法制度逐步建立了梯度简化的诉讼程序体系，其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阶梯式特点。“阶梯式”诉讼程序体系建构的前提条件，是不同案件的证明难度不同，梯度简化的诉讼程序恰好能够分流不同证明难度的刑事案件，同时能够保障所有案件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根据司法实践的统计数据可知，碍于简化范围和简化效果的限制，尽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程序简化程度依次递增，三种诉讼程序审结刑事案件的能力却是依次递减，这是中国刑事司法资源一直得不到合理优化配置的重要原因。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简化范围和简化效果的限制存在两种方案，一是将简化范围前伸至刑事诉讼的审前阶段，二是建立更具灵活性的控辩协商机制。     

模糊的刑事证明逻辑——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证据规则评析

由于没有好的证据法学理论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证据规则的解释性规定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一、对证明标准的解释没有合理、清晰的体现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逻辑;二、对证明方法及其适配于证明标准的解释没有合理、清晰的体现认识论的逻辑。解决这些问题,法典和司法解释都需要进行改革和进一步的完善,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刑事证明逻辑的转换,即从唯一结论的真实标准及其对应证明方法向或然性真实标准及其对应证明方法的转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应然取向。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对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现象,分析了在高校中,学生学费、宿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重及学生欠费问题给高校办学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制度不健全、家庭贫困、就业因素、观望心理等因素是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对策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收费管理体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问题;严格执行学生收费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