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同和他的《中国人自画像》

近代翻译家陈季同被誉为“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他用法文著书立说,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社会、政治,竭力纠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误解与歧视,他的法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以一个中国人的口吻向西方社会描述中国的风俗文化,为招致非议的纳妾、弃婴、裹足等陋习辩护,努力展现诗情画意的文化中国.《中国人自画像》开辟了中国人用西文著书立说的先河,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严复与卢梭的《民约论》

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史上，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占有重要地位。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是民约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卢梭尤其是集大成者。他的政治学名著《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①。由于时代的落差，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卢梭的《民约论》虽在西方已呈褪色，但对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啊。本文拟集中探讨严复对卢梭《民约论》的态度，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位近代著名的维新…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评刘圣宜、宋德华的《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评刘圣宜、宋德华的《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陈胜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倡导学习“先进的西方”以反抗“侵略的西方”，即对西方的双重挑战作出双重回应，从而开拓了将中国导向近代化的新路。导致近代文化转型的新的文化因...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评介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评介牛济《人文杂志》编辑部中西文化在近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接触．那么，中国人所认识的西方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认识？这种认识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胡滨先生在其主编的《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中...     

关于方伯谦的籍贯和生年

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龟兹都城研究

众所周知,《释氏西域记》中有关龟兹的材料,系僧纯378年左右在龟兹所收集的,因此,《释氏西域记》所谓“国北四十里有雀离大清净”的“国”,应是吕光伐龟兹(公元384年)之前的龟兹都城;而《水经注》所指的都城应是北魏时代的王都。据《水经注》所记水系,雀离大清净应在西源水(今渭干河)上,北魏时的都城应在东川水(今库车河)上,雀离大寺与北魏龟兹都城分别在两条河上。而《水经注》所载“龟兹城,故延城矣”一语,正如黄文弼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说明北魏时的龟兹都城——龟     

日本的外国律师

外国律师曾有一度可十分自由地在日本执行律务:1872年8月3日日本太政官(即当时的内阁)通令颁布的《司法事务规章》(日语即“司法职务定制”),就已经约略提到了日本认可一种以法国律师制为基础的律师制度。1876年2月司法部通令公字第一号首次颁布了旨在全盘引进西方律师制度的《律师章程》(日语为“代言人规则”),同年七月司法部又以公字第十号通令对此作了补充规定(第十六条):“案件原告为外国人者,被告人由其外国律师提出答辩之权不得剥夺之。”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以市场竞争和公共管制的制度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一）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59年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最具深远影响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揭示了市场竞争制度推动西方国家在近代兴起的奥秘。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结束语中指出：“总之．资本主义的主要特权，无论在今天或昨天，还是选择了自由。尽管少数实力派人物因互相竞争而存在很大分歧．他们之间的联系却制造出一系列的规则和默契。尽管资本主义的活动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它今天还让大量经济活动留在它的控制之外．听任市场经济自行…     

近代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中西文化之会通》评介

近代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中西文化之会通》评介□黄奇峰严复是十九世纪末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在《天演论》中所介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给当时的中国人的震聋发聩的启蒙影响,风靡一时。对严...     

辜鸿铭反洋教述论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福建同安人。早年留学西洋十载，回国后人张之洞幕府长期负责外交礼宾工作。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晚年为北京大学教授。辜氏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保守派人物，一生致力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和向西方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他曾以英文写了一篇重要的反传教文章，题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到标题为《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①，发表于上海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上。在该文中，他首次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就教案和传教问题，公开对西方公众发表自己的意见，理…     

再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问题

我在1994年第8期《江汉论坛》上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论纲”。后来在《光明日报）1995年4月16日理论综合版又发了一篇名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化”的短文。一则随着形势的发展，认识有了拓展；二则文短题宏，言未尽意，故萌生了再写一篇长文的想法。回顾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运动，其所以陷入失败或不成功，当然有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D，但其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我认为是经济发展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取向。“‘五四”运动，对于让中国人打破传统的枷锁，放开视野，学习西方，的确起了巨大的历史启蒙…     

刑罚人道主义对《大清新刑律》的影响

《大清新刑律》是晚清修律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刑法近代转型的开端。西方的法律文化成为指导《大清新刑律》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修律者在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接受了“天赋人权”、“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并贯彻在刑罚制度中。     

《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评介

《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评介王守中胡滨教授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于１９９５年８月出版的《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有不少新的创意。一、该书清晰地勾画出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主体演化的轨迹。该书除肯定了明末清初和１９世纪传...     

严复与辜鸿铭文化心态的比较

严复与辜鸿馆都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在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变革潮流中,严复为国人打开启蒙思想的大门,第一次比较系统而又有所选择地从西方搬来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辜鸿铭则在形式上反其道而行之,以精熟圆练的外文造诣,英译儒家的《论语》、《中庸》等经典,极力向西方传扬古老的中国文化,但因其念念不息对小脚、留辫、纳妾等封建陋俗的赞赏和曲辩,而被人们视为“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怪物”或“怪杰”。严复和辜鸿铭同处一个时代（前者生于1854年,…     

《瀛寰志略》的特色与历史影响

徐继所著的《瀛寰志略》是近代启蒙思想家较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巨著，《瀛寰志略》的撰写大约花了五年时间。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他们急于搞清楚“洋夷’们如此强大的原因。徐氏在福建做官的时间比较长，与外国人有比较多的接触，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经常向外国人询问世界各国的地理和风土人情。道光时，徐氏因公驻厦门，与美国人雅裨里有一段比较深的交往。雅裨里对中国比较友好，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能讲福建话，随身携带着绘制精美的世界地图。徐氏仔细地向雅神里询问了世界各地的情况，并将其地图钩摹了十余…     

“孝”的文化内涵及其嬗变——“孝” 字的文化阐释

<正>“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关于“孝”的含义,上自儒家经典,下至当代辞书,解释大同小异。如汉代词书《尔雅》说:“善父母为孝”（《释训》）,《辞海》的定义是“善事父母”,《汉语大字典》的解释为“旧社会以尽心奉养父母和绝对服从父母为孝”。有则幽默笑话说:一座住宅楼起火了,楼里的法国人奋勇从大火中抱出情人,而中国人则拼命从烈焰中背出老母。这是外国人眼中的“孝”。显然,“善事父母”代表了古今中外的人们对“孝”的共识。二十年代周予同先生     

近代中国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历程

近代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大致上应从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广州办学算起.在这稍后,两广总督林则徐派人刺探西方情势,广搜其资料,汇编成了《四洲志》一书,魏源又在此书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成为人们了解和学习西方的重要典籍,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人被允准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教会学校,玛理逊学堂便于1842年在澳门建成,随后迁到香港.该校课程除中文、耶稣教义外,还开设了几何、代数、化学、生理、历史、地理、英文     

从明儒“斋”“庵”“轩”之号看心性之学

中国人的姓、名、字、号是一门学问。由“名”之字义引出的“字”（如岳飞字鹏举）都是既定的，即是父母给定的，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作为人名之外的“号”则是另起的或后起的，是自称的或自号的，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并由此在人间著述书札以“号”代名。怀着这种常识，在重读《明儒学案》之余，发现这种起自于晋宋时期的自“号”风气（见《日知录》卷二十三《自称字》），在明代得到极大的普及，以致使黄宗表在编《明儒学案》目录时往往将“号”置“名”前，出现的称呼竟然是这样的：…     

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古老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特别是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不断入侵，中国思想文化中原有的大同思想也呈现出近代特色——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