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中国伊斯兰门宦系谱的再现及其当代观察意义——以临夏大拱北为例

在中国论及回族穆斯林家谱或族谱,一般都以纪录家系血胤宗族发展的内容为主.不过,西北苏非门宦以其道统源流及其世系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系谱,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一种宗教组织性的家谱数据.过去这种道统世系与内传式的系谱数据不容易被外界所知晓,但随着佛莱彻与马通等中外学者的努力,让这类系谱的研究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学当中,具有信史与宗教志意义的专门领域.近年来,大部分传统门宦系谱与当代相关重新整理的历史资料都纷纷正式出版,这种“当代再现”让门宦的历史及其研究不再成为难以跨越的禁区.其中嘎的林耶大拱北门宦第六辈当家人祁道和完成珍贵的系谱数据《清真根源》,就嘎的林耶哲理、道统源流的正当性、以及华哲阿不都董拉西与祁静一等重要事迹留下内部诠释与论述的依循原则.而当代重印《清真根源》及其相关后续书写,不仅是为了还原自身宗派历史的使命,同时亦包含在“改革开放”时期配合西北穆斯林社会宗教复兴的契机,再次展现其坚守嘎的林耶教理以及道统传承的正当性与正统性.大拱北的优势在于,以系谱数据中道统传承所建构的历史记忆与内部认同机制,不仅阐释了历代当家人世系源流与发展脉络的具体史实,同时更彰显出苏非神秘主义修道团体对于导引穆斯林社会迈向信仰正道的相关实践纪录及其重要性.而在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双重影响下,应如何发挥并阐扬此一优势,则是攸关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传承的门宦体系今后是否能在中国得以永续发展的重要关键.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     

社群主义国家认同观视域下的西藏意识形态安全考察

现代国家建设包括“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与“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其中国家认同建设是核心环节。作为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危机会构成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隐患。西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依归,以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分裂为核心内容。相比于方法论上强调个人主义的公民身份认同理论,强调共同体公共善优先于公民个体自由的社群主义国家认同理论,可以为西藏地区国家认同建设提供“统一主权意识”应优先于“公民意识”的启示与借鉴,从而铸就维护西藏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固长城。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边疆社会研究前沿综述

民族主义思潮是改变中国历史上各类差异共同体关系的最根本的思想。对于多民族中国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不仅意味着从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转型,而且关系到各民族人民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国民身份的确立。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主张经过了从汉族国家、同质化国家到多元一体国家的递进性转变,反映了国人在构建民族国家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而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地方社会在撕裂中实现着重构、整合。近代中国的民族与地方社会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国族构建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汉化”到“回化”:泉州回族认同问题再讨论

泉州回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民的穆斯林身份,明朝以后作为穆斯林后裔、汉族身份及其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身份及其认同的历史转变过程。与关于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问题的讨论相比较,"政治建构论"和"心灵守望说"两种讨论泉州回族"回化"问题的范式存在将这一过程简化论述的倾向。泉州回族的"回化"像"汉化"过程一样,并非是某种因素主要建构的结果,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民族认同问题也必须被放入历史的脉络中进行具体分析。思维的逻辑应当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     

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从实体论迈向关系实在论初探

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中,实体论具有重要地位,它包括客观实体论与主观实体论。前者长于民族的客观属性分析与内生分析,但忽略了民族的主观属性,忽略了他者和关系对民族自我的塑造作用;后者最为看重民族的主观属性,强调民族主义对民族的塑造作用,但放大了民族的主观属性,且落入从民族主义与民族两者的关系来界定民族的窠臼。文章引入关系实在论来阐释民族和民族主义,旨在消解民族的实体本体论地位,并将民族"自我"视为过程性、动态性与稳定性的关系化实体。在此基础上,文章区分了两个层次的流动的、关系化的民族自我和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1)国家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共生关系;(2)在第一个层次之上的民族自我与其他内部他者、外部他者之间的竞争共生关系。     

从家族研究看“白汉一体”与民家

家族思想在我国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从家族特征的角度来说,民家与汉族具有极高的一致性特征,但在主体身份认同方面却有地域性高于家族性的情况。鉴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族群形成同步发展,民家文化是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体,汉文化的家族特征在民家文化中大量呈现实属正常,但就此推演的"白汉一体"结论与族群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不相符。对此问题的探讨,本文一方面通过分析早期民家的研究成果,探讨不同政治背景的主位民家观及白族观,包括主位的群体认同观念与作为民族的身份建构与转变。另一方面,基于作为原生纽带的家族体系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探讨作为共同体的家族与族群在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工具理性与纯意识形态的非理性意义取向下的民家观。     

民族主义相关问题研究

欧洲对"民族"(Nation)有不同的解读.19世纪末,欧洲的"民族"主要是指公民或国民的总称,因此,欧洲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公民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与我们理解的民族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产生于20世纪前后,其来源是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一是强调现实的法律政治关系,公民身份来源于权利与责任、义务,与血缘、历史和文化无关;二是强调血缘、历史、文化与公民身份或国民身份的必然联系,单一、纯洁的血缘是获取公民身份的唯一条件.有效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要清晰地理解"民族"与公民的概念;二要理性地理解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三要树立超民族国家的理念;四要实现现代化;五要建立民主化和法治化社会;六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体系.树立超民族国家的理念,是最终消解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百年演进的奋斗历程表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既不是先天长成的,亦不是后天做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合力下长成的。其中,作为“材料”的民族主义、作为“方法”的民族运动、作为“他者”的民族国家、作为“根基”的民族精神、作为“使命”的民族复兴五重面向,反映了党民族理论历史起步时期不同阶段的主题、内容及特征。当然,这些面向并非边界清晰可判,在不同的阶段有时侧重突出一面,有时多面交织呈现。虽然此时的民族理论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些不成熟的面向,但已初具雏形,并为其后的渐进改进提供了理论前站、搭建了总体框架。这一探讨,对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百年演进的艰难性、曲折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的价值。     

浅谈“奥斯曼主义”思潮变异及衰亡的原因

"奥斯曼主义"是奥斯曼帝国后期兴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其理论源流虽为近代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但始终是一个为了维护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帝国的统一而被民族主义者创制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且因无法建构各族群对帝国的统一认同,以致在不断变异的过程中走向衰亡。"奥斯曼主义"的兴衰凸显了"民族主义催生了‘奥斯曼主义’,却又消灭了‘奥斯曼主义’"这一悖论内在逻辑命题。     

全球化和地区民族主义:双向运动的内在联系

本文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表现与特征、地区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地区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及地区民族主义和国家政治变革的关系。文章指出 ,全球化和一体化带来的进入世界市场的新机遇以及对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侵蚀 ,为地区民族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新的空间。诉求在一个新的全球化世界的认同和地位的地区民族主义 ,不仅在事实上促进了国家内部政治体制的变革 ,并且说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形式和空间范围都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已经并且还将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发生深刻持久的影响。     

从自由到自决: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自由观念和民族主义是相容的。实际上现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核——自决观念即源于自由思想。康德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意志自由理论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想的隐秘的源头。经过费希特和赫尔德等德国浪漫主义者的改造,自由观念最终演变成了民族自决的主张。自由观念与民族主义存在的内在关联说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是严格对立的意识形态,二者存在相互融合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即是初步的尝试。     

“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研究述评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开始在各国被激活,“民族认同”问题也就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本文对近30年来关于“民族”与“民族认同”研究的有关概念、英译、概念间的关系、基本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并就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提出今后研究的新思考.     

Inventing Culture and Nation: Intellectuals and Early Latvian Nationalism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Latvian nationalism started out as a doctrine of cultural egalitarianism. This was due to the crucial role played by the emerging native intelligentsia, which came from peasant backgrounds and received education in Russian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1840s and 1850s. Using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intellectuals’ publications, it is shown that Latvian intelligentsia was influenced by the bourgeoning Russian and German nationalist ideas at the time, which it re-interpreted within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text. To a large extent, these intellectuals created a national identity for themselves in order to claim an equal position among intellectual elites of other nations. These conclusions imply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nationalisms as a part of not only social and economic, but also cultural, modernity.     

国际政治视阈下的民族主义情绪

情绪是人类心理的常见表象。情绪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涉及多种学科门类。人性心理方面的情绪研究可作为探寻民族主义实质的重要路径以及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民族主义情绪是民族主义的原生状态,经过多种形式的嬗变后,既可经过理性的转化,成为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转化为非理性民族主义情绪,产生强大的破坏力。民族主义情绪普遍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尤为必要。     

宏观民族分析的微观基础:西方日常民族主义理论评述及补充

近年来兴起的日常民族主义理论已经在西方民族理论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并且正激发出两种不同路向的新思潮:日常次民族主义和日常超民族主义。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的提出将原生主义开启的微观民族分析推进到一个更为规范化的分析阶段,其意义在于部分消解了宏观民族分析中内在的冲突性和爆炸性,同时也展示了一个以民族成员个体为中心的民族意义世界。该理论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其缺乏对精英功能的考虑及对历史变迁的整合这两方面。笔者尝试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成果来克服这一困难。在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仪式互动链理论的启发下,笔者提出一个族内互动场的分析框架,以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的日常民族主义理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并对日常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一些补充和发展。     

To see ourselves as others see us: identity and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amongst civic nationalist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can be linked to attitudes towards cultural pluralism. The tensions between more culturally pluralistic societies and sustained support for nationalism represent an important political issue in modern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Such tensions ar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for stateless nationalist and regionalist parties (SNRPs) for whom national/regional identity is a major political driver.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attitudes towards cultural pluralism in two SNRPs—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and the Frisian National Party. The article draws upon evidence from two unique full party membership studies and is supported with evidence from documentary analysis. A key finding is that the manner in which members conceptualise national identity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cultural pluralism,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of becoming a source of tension within SNRPs. A key implication of the article is that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ttitudes of general members and officially stated party positions and narratives diverge on issues relating to cultural plur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se tensions could potentially be harmful for the party's overall civic image.     

My king’s good words: royal addresses,modern media and national narratives in Denmark, 1933–1945

Monarchy and nationalism are embedded in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nd many of Europe’s ruling dynasties crumbled in the nationalist upsurge of the modern era. Yet, the Danish royal house managed to get through the upheavals and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national rallying poin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monarchy and media from 1933 to 1945, when the 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prompted a merging of royalist and egalitarian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