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儒士排佛思想探微

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士对佛教排斥范围之广、排斥之尖锐,前所未有且后不能及,焦点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因果报应、神不灭说以及不敬王者之上.体现了涉及广泛与表面着力、道士参与与双面夹击、咄咄逼人与迎合淡化、对立交涉与初步融合四个特质.概言之,儒家对于佛教的排斥与利用,佛教对于儒家的依附与吸收,构成了这一时期儒、佛关系的主要内容.     

湛若水与王阳明关于儒释道问题的论辩

湛若水与王阳明曾经围绕儒释道问题展开直接论辩.相对而言,湛若水比较强调儒与释道之间的异,王阳明则更强调儒与释道之间的同;湛若水排斥佛道二教的态度较为激烈,王阳明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则比较温和.两人对待佛道二教的不同观点、不同态度,既与他们修习佛教、道教的不同经历以及所接受的佛教、道教的不同影响相关,又与他们的卫道意识、自立门户意识有所差异相联.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论争与西学传播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洋务派同顽固派之争,改良派同洋务派同顽固派之争,以及革命派同保皇派之争,每一次论争使西学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三次大的论争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艰辛地走着学习西方的道路。     

传统礼学的持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礼记》思想的一贯之道，“毋不敬”可谓情、礼统一的具体体现。“反本修古，不忘其初”则为“毋不敬”的思想基础，它既体现了存在本末一体的整体性诉求，又体现了存在古今一体的连续性诉求。这两种诉求的内涵又在持敬的实践原则诠释中动态展开。探究《礼记》中持敬精神的当代意义在于，合理借鉴持敬思想基础中独特的主体自觉的人文精神以及持敬实践原则中文质中道的价值理念和“知止”的反思精神，有效消解现代性发展中的理性误用问题，在建构当代理性主体的同时限制主体的自我膨胀和异化倾向，实现生存的和谐、有序发展。     

从"入静"到"主敬"的转变看中国哲学对佛学的吸收与整合

中国本土学术文化是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会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历史上的佛为儒用就是一个显著例证。本文考察了静与敬这对范畴的历史含义及其在宋明理学中的变化 ,认为由入静到主敬 ,不仅仅是概念的转变 ,也不单单是道德修养范式的调整 ,而是中国哲学在与佛学的交融中使本身的学术内涵得到充实和深入 ,理论论证更加完备与精密。这两对范畴在佛学与儒学中重建中国学术文化的作用和意义 ,为当今正在进行的文化交流提供一种历史经验和理论启示。     

“《华严》不如艮”与宋明儒佛论争

隋唐佛教盛行,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意在尊儒辟佛。北宋理学兴起,诸儒相继阐扬《周易》性天之道以排佛教,周敦颐、程颐的一句闲谈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被后儒转相称述,这引起了好佛士人及僧人的很大不满,李纯甫、焦竑等人对周、程这句话多有非议,明末高僧莲池祩宏在其著述里更是多次予以驳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佛既相互融合又相互论争,《华严》不如艮是了解宋明儒佛论争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透过《华严》不如艮话语的争论,我们看到不论是好儒者的过度自夸,还是好佛者的反唇相讥,双方基本上都有君子风度,都没有把对方骂得一无是处,这显示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及其争也君子的文明雅度。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即便是争吵,其中也透露出中国文化可爱与幽默的品格,这对宗教文化多元的当今世界如何实现和谐共处也很有启发意义。     

“帮”用史学的“始作俑”篇——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七二年末,文痞姚文元控制下的《红旗》杂志刊出广东那位思想史教授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文章虽然加上一道“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的副题,实质上是用“儒法论争”作代表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去概括当时整个思想领域的斗争,对“百家争鸣”的历史进行一次“新概括”。从此,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以“礼仪之争”与“沙门议敬”为中心

"沙门议敬"的圆满解决与"礼仪之争"的不欢而散,共同昭示了一个主题: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之下,走多元融合之路.同时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所谓"普世主义",并认为这种普世性要由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国家输出的想法是错误的.     

1946年国民大会期间的建都之争

在短短的37年时间里,中华民国就发生了数次的建都之争.从1912年到1945年,影响较大的论争有四次之多,而1946年国民大会期间的建都之争,却鲜有专文论述.这次论争,与前四次相比,有同有异,这次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北平和南京之间,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建都思想和国家建设的理念.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