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文化的紧张——弗兰克·奥哈拉诗歌审美与文化的思考

弗兰克·奥哈拉是"纽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在美国后现代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多年来,对于奥哈拉的研究只停留在其诗歌的先锋技巧和语言实验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其诗歌中蕴涵的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因素.文章对奥哈拉创作的社会历史氛围,以及他的诗歌文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特别关注了其诗歌中诗学与文化复杂而独特的关系,并结合诗歌文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纽约派”诗人与纽约城市文化——以弗兰克·奥哈拉为个案

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密切和复杂，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中，城市已经从一个地点变成了一个符号和一种隐喻。纽约，这个光怪陆离的美国大都会，成为了孕育美国都市文学的摇篮，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在纽约的都市文化浸润下滋生、成长起来的“纽约派”诗歌。弗兰克·奥哈拉是“纽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然而，多年来，对于奥哈拉的研究只停留在其诗歌的先锋技巧和语言实验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其诗歌中蕴涵的丰富的都市文化因素。因此，对奥哈拉创作的历史文化氛围，尤其是纽约的城市文化与奥哈拉诗学主张和他的诗歌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出“纽约派”诗人与纽约之间互动性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爱与理想的救赎——解读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通过对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的文本解读，分析渗透在舒婷诗歌中的基督教文化精神及其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对以往舒婷诗歌研究中被忽略的宗教文化精神进行深入挖掘，探索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存在意义。     

从惠特曼到奥哈拉:不一样的“叶子”

"叶子"是纽约派扛鼎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诗歌中频频出现的意象,彰显着他和前辈诗人惠特曼的隐秘联系。沿着两人诗歌中出现的"叶子"意象,通过比较分析探索奥哈拉对惠特曼的模仿和戏谑,人们可以发现奥哈拉对惠氏《草叶集》中体现的诸多理念如自我、民主、城市等进行了有意识的误读和改写,在传承和变化中凸显出奥哈拉的创作深度和独特时代意义。     

回归与超越——网络诗歌的文化特征

网络诗歌作为诗歌与网络传播两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天生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属性。这种属性赋予了网络诗歌不同于以往的独有的文化特征，并藉此挑战着传统诗歌创作、发表、传播、消费的各个环节。此文从网络诗歌所具有的大众文化特征与民间立场、消费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特征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并且提出希望网络诗歌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能够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马华小说和诗歌对中国文化的背离与回望

马华当代小说和诗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爱国主义"而为政治中国送行,七八十年代在彷徨与焦虑中不知情归何处而本能地召唤文化中国,到90年代的文化反思对传统进行的批判与重构,在不同的文学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中国文化取向.它们在不同时期所折射出的主体文化认同与心态也迥异,必须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与解读,同时紧扣社会与政治语境的发展和变化,才能见出真章.主观与客观因素牵制着马华作家的文化意识,但是他们对于祖辈文化的微妙情感与背离却总是循环而往复、藕断又丝连.其文学文本在叙说这种复杂的文化情境时,经常流露出一种低沉与沧悒的情调.     

作者·叙述者·读者#br# ——抒情诗中诗人面具之锻造

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关键词：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故事的生产性：叙事与文化记忆

叙事学研究应当通过将一系列故事纳入研究视野而超越方法论文本主义。为此，本文提 出 “故事的社会生命”的概念，研究故事在媒介、代际和文化之间 “跨越”并被改变但同时也得以 保存的过程；并以 《艾凡赫》为例，阐释 “再生产”、“翻译”、 “媒介转换”，以及 “文化跨界”这 四种 “改编”模式，论证了由多种审美特质组合而引发的故事生产并附着于文化记忆的结果，以期 引起读者对叙事文本改编为新文本的长期变化研究产生兴趣。     

西域文化与盛唐诗歌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自20世纪初至今,研究者在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方面的探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的不足。其成就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对盛唐胡乐舞的文化知识及其对诗歌的影响分析得较为详细;二是对葡萄酒传入中原的历史过程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研究得较为深入;三是对盛唐诗歌的胡姬形象、胡商形象与蕃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有较为准确的分析与概括;四是探明盛唐诗歌特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塞外少数民族人民身上那种富含铁质血液的输入。其不足主要为:一是胡乐、胡舞、胡戏进入文学的过程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阐释得不够充分;二是胡酒文化意蕴的形成与变化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探讨得不够深入;三是盛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及其成因与文学意义的探讨还不全面;四是西域文化如何给盛唐诗歌注入生命活力的研究还有待推进。这些成就与不足表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植物与文化：人类历史的又一种解读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正在于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人类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确保其成员有充分的食物保障,而且食物的来源主要得仰仗于植物。这将意味着人类社会一旦形成,就会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以人类社会的演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如果无视植物与文化的制衡互动关系,那么社会演进的动力及作用机制就无从得到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文本史料主要关注人类的活动,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活动,既不关注建构相关社会所依托的文化,更不会特意记载与相关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植物。这正是对文本史料的解读难以深入和切中要害的关键所在,但如果借助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社会要素的演进具有非等速性这一原则,确认与特定社会和文化密切关联的植物,其物种的延续具有无可比拟的长时段性,那么只需从文本史料中提取与相关植物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即令传承至今的文本史料没有正面提及植物与文化,其社会演化的动因和机制也可以得到复原,历史科学的研究也可以因此而做到另辟蹊径,取得意外的收获。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击及融合中的元诗

元代特殊社会形态下,游牧文化与中原传统农耕文化在冲击和融合中形成二元消长之态势,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诗歌,诗人群体成分复杂,诗歌内容异彩纷呈,诗歌重实用功能,两种文化的交融碰撞给传统诗歌注入了新的质素而具鲜明特点。     

在EFL环境下的大文化与小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从翻译中存在着大文化与小文化的问题入手,论述了大文化就是文本整体所反映的或蕴含的文化,这个文本文化根植于某个民族、某个社会的整体文化之中;小文化就是蕴含在语言各层面的文化因素.一个文本的大文化是由整个文本的一个个小文化积累起来的,文本反映的整体文化及其植根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只能移植或传递,不能翻译;词语和表达法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可以翻译,也可以移植或传递.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诗经》创作与采集

《诗经》文本从汉代以来成为儒家的经典,也是历代风化天下的法宝,而随着其音乐的消亡、演奏功能的丧失,其礼乐文化意义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诗经》中诗歌的产生和它的流传与周代礼乐文化息息相关,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它催生了一大批服务于礼乐仪式的诗歌,这些诗歌或因各种祭祀需要而创作,或为歌功颂德而出现,或因政治功用而产生并纳入礼乐系统,又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使周代的诗歌得以采集、保存和传唱。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开放对话中的恪守与建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文化选择

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环境中,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语境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文本的形式进行着艰难的文化选择与不懈的文化探索.它们将聚焦传统文化精神、凸显地域文化色彩、融合族别文化特质、汲取外来文化精华作为开掘重塑民族文化、保持增强文学民族性的文化策略,展示了自己向世界文化开放并与之对话的同时努力寻求恪守与建构的文化姿态,其总体的文化取向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可听”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以“十七年”朗诵诗与诗朗诵为中心

在政治与文化相互胶合的时代语境中,"十七年"朗诵诗生产、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系列独异现象。在建构一种"大众化"的"可听性"诗歌文本总体目标的规导下,人们从诗歌本质特征、诗体建设、诗歌传播和诗歌接受等维度,对朗诵诗和诗朗诵进行深入探究和大胆尝试。"可听性"诗歌文本生产与传播,一方面有力地推动"十七年"诗歌"大众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使诗歌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被不断"化约",诗歌文本"厚度"降低和形象受损,朗诵诗最终难以壮大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主流。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添却征人无限泪,怪来呜咽已千秋”——古代陇山诗歌文化源流初探

历代陇山诗歌,以"陇头流水"诗歌文化意象为核心,以军旅边塞题材为主,再现了历代陇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情况,品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但是,它却一直被学术界所遗忘。文章在系统搜检整理历代陇山诗歌的基础上,较深入地研究其历史文化意蕴,以图建立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对甘肃文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数字化时代的英诗文本与大学的英诗教学

"文本"是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以英语诗歌文本为中心,对文学研究中"文本"这一概念在数字化时代的变化所进行的考察显示,数字化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文本概念,文本的准确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等传统特点在数字化时代受到挑战,文本的数字化技术对阅读和人文学科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国内英语诗歌教材的编写形式,还带有浓厚的印刷文化时代特点,有必要根据数字化时代提供的新资源和新思维加以改进。积极利用文本的数字化技术,可以提高目前的大学英语诗歌教学质量,改进英语诗歌的研究方法,进而提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水平。     

现代性视阈下的风险文化批判

风险文化理论的提出是对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和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重大理论成果。风险社会是认知和反思现代性的基本理论维度，它也许会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而发生转变，但并不能被相对单一的风险文化彻底地取而代之，这主要因为在风险社会视阈下，以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充斥着重重悖论，而且这些悖论也使得风险文化的乌托邦昭然若揭。对风险文化的深入批判为我们从文化视角对风险进行科学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