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阙"刑法书"探微

体大精深的《史记》为什么会阙“刑法”这门十分重要的典章,是司马迁的疏漏,还是有意安排,尚未有人专题研究①。从“一家言”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司马迁,就会发现他的八书中之所以不撰《刑法书》者,一、是他道家黄老思想在著述中的实践和完善;二、阙“刑法”表现出司马迁对历代暴政,尤其是对秦皇汉武峻法酷吏烦苛人民的抗议,他通过对汉朝建立以来一兴一衰的考察,揭示法与道德,暴力与礼义,兴盛与衰败的辩证关系;三、不向强权者低头,不为暴君作《书》,旨在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批判“卖官鬻爵”、“入粟除罪”的经济政策,净化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四、司马迁不开“刑法”之先河,兼有以“刑余之人”告诫后人的现身说法,内涵着为自己鸣冤叫屈的无声呐喊。亦是他思想与体例的完备统一。     

田朴珺：我不是“王的女人”,他才是“田的男人”

当所有人以“王的女人”定义她时,她却想完成一种逆转,让“王”成为“田的男人”。“你看田字里横竖都是一个王,我应该做得比他多才对!”在北京十余年,田朴珺的生活地图却只圈定在南起双井富力城,北抵三元桥的狭窄区间,而且只认三个支点：家,公司和谈事场所。日常大部分时间,她都以打鸡血般的亢奋投入她的各种角色：演员、制片人、房地产商、专栏作者,当然还包括大佬的女朋友。甚至连睡眠时间也被她发现,     

三言二拍中的监生形象探析

在“三言”、“二拍”中,小说作者塑造的一系列监生形象,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一、生性风流,贪恋女色。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三、贪图钱财,不择手段。监生形象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之所以在小说中如此艺术地逼真地体现并得到当时社会上的广泛认可,一方面因为监生这一形象本身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是明代中后期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金钱财物获取功名地位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作者的小说创作观及其社会舆论对监生种种劣行的态度与看法有很大关系。     

理学视域下霸道的变质及其必然性

霸道并非一直为儒家所拒斥。从汉至唐，儒家主流学者认为，霸道是本仁祖义的政治，王霸同本仁义，且由霸道可以通向王道。理学兴起以后，霸道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质的过程。二程认为霸道是假借仁义的政治，并从心、事、功等维度否定“王霸等同”。但二程仍肯定霸者采用仁义规范，并认可部分霸者具有德性，这显示出他们“贱霸”的不彻底性。朱熹则在批判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霸道是虚仁假义的政治。他认为，霸者虚仁假义，霸政残德害礼，霸功与仁义毫无关系，霸道不可通向王道。霸道之所以如上变质，一方面是因为汉唐“是霸说”存在诸多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理学家认为霸道是追复“三代理想”的绊脚石。然而，霸道的负面化也限制了理学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刺激了“尊霸贱王”的诞生。     

“三蕃”兵额笺正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载: 三桂王云南,尚可喜王广东,耿 仲明之子继茂王福建,继茂卒,子精 忠袭封。耿、尚二藩所属各十五佐 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万。 三桂藩属五十三佐领,绿旗兵万有二 千,丁口计数万。是为三藩并建之始。 魏源在这里谈到了三藩的兵额。按清代兵制,一佐领为三百人;三藩建制稍有不同,一佐领为二百人,事见《清史稿·吴三桂传》:“三桂所部,五丁出一甲,甲二百五佐领”(按:耿、尚二藩建制没见记载,当与吴藩同)。若按此推之,耿、尚二藩的旗兵各为三千人,吴藩旗兵为一万零六百人,加上绿营兵(即所谓“绿旗…     

王守仁的唯心史观

王守仁(1472—1528)的心学体系以“致良知”为核心。他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创造了一切。将这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应用到人类社会,便构成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一)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王守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说: 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     

“铁血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王者之路

“普京尼亚胡”，一位以色列专栏作家这样称呼他。更有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之王”。2013年1月22日，内塔尼亚胡对自己的第三个任期发起挑战。如果他能够成功当选，并完成自己的任期，他就将超越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成为执政时间最长的领袖。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几乎没有像样的对手……不过未来，这位“以色列之王”的路似乎并不好走!     

再论《紫箫记》未成与政治纠纷无关——答邓长风同志的批评

拙作《汤显祖年谱》附录丁《紫箫记考证》有一小节《紫箫记未成与政治纠纷无关》。今承邓长风同志提出商榷,我的看法仍和过去一样,见该书附录丙及丁,这里不再重复。我认为我和批评者的分歧主要来自《玉合记题词》中“部长吏”一词的解释。鄙意以为“部长吏”只能理解为“本部(指南京太常寺)的长官”,即该寺少卿王世懋。当时汤显祖任南京太常博士,是王的下级。那时张居正去世已久,“部长吏”之所以要“抑止(《紫箫     

情绪也应急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大都喜欢“火烧赤壁”、 “三英战吕布”之类的桥段.后来年龄渐长,则多喜“青梅煮酒”这样的章节了.曹操一句“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刘备因为胸中抱负暴露,而惊得把筷子掉到地上.正好雷声大作,刘备借害怕雷声而掩饰过去,这才使曹操“遂不疑玄德”. 之所以喜欢这段,是因为刘备面对突发情况时,能迅速恢复冷静,并想出应对措施.从广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我情绪控制上的应急本领,自古以来颇受推崇.“胸中惊雷而面若平湖”、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临危不惧”等等,大抵也是此类.     

涌向算命看相摊的人们

在车站码头,在集市旮旯,你不难发现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中间有的胸前挂着“解救危难人士,提醒久困英雄”的红木牌子;有的举着“神算×(或李或张或王),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旗幡;有一手拿着“彩头”,一手敲着小锣,叫着“不准不要钱”的号子……这是一支以算命、测字、看相等迷信活动为职业或谋生糊口、或聚财发家的队伍。有魔在,就在着魔人。这支队伍之所以就目前情况看还挺兴旺发达,关键是因为有那么一批涌向算命看相摊的人捧场。     

释“乐康”──读屈原赋札记

《九歌·东皇太一》的最后一句:“君欣欣兮乐康。”关于“乐康”的诠释,专家的释意颇不一致。 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译为:“你高兴,我们喜洋洋。”是只译了“欣欣”而略舍了“东康”; 文怀沙在《九歌今译》中译为。“神啊;你多么愉快而又健康;”是把“乐康”直译为“健康”。这是根据王逸的《楚辞章句》:“欣欣,喜貌。康,安也”而来的。我们知道,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有许多注释是错谬不可信的。 《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乐康”即此“康娱”。“康娱”连文,《离骚》内凡三见,学者多所论述,早已正王逸…     

杀鸡猴不看,其奈它何?

有人说,反腐败要杀猴给鸡看,杀一只猴,就可以镇住一群鸡; 也有人说,反腐败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腐败是反不下去的。 从动物学的观点看,鸡与猴既不同门同类,亦不同科同属。至于老虎与苍蝇,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了。之所以相互联系这是修辞学的功劳。 无论“杀鸡给猴看”或“苍蝇要拍,老虎更要打”,无非强调通过严惩大腐败分子     

高等教育与职业:价值何在?

过去2 0年英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之所以那么大,以及英国政府之所以决心要让全国1 8～30岁的人中有一半上大学,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信念:更多的高等教育将为英国造就更多的精英人才,并且改善阶级结构。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中的说法又强化了这一信念。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却对此表示怀疑。根据对2 0世纪70～90年代人们受教育程度与其职业的关系的研究,发现教育现在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比较小,而过去这种影响通常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变小呢?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三位研究者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教育、雇主与阶级流动”指出,…     

论知识的不确定性

“确定”是指事物或过程本身的客观性 ,同时还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不确定性是指事物或过程不具有“确定”那样的性质。 2 0世纪以来 ,科学知识凸显出不确定性。之所以如此 ,一是由于它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 ,二是它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所导致     

论第三部门与我国社会保障社会化模式的发展

自１９９５年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把“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这一新鲜事带入中国起 ,“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部门”、“志愿者组织”等术语在我国知识界迅速传播开来。如果遵从国际惯例 ,可以把它们统称为第三部门。作为非营利的组织机构 ,第三部门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 ,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截止１９９６年 ,全国在民政系统登记注册的法人已达２０万个 ,仅全国性社团也已达到１８００多个。第三部门的崛起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呢？人们之所以对第三部门的意…     

重谈孟浩然

长期以来,孟浩然一直被人们视为“隐士”和“隐逸诗人”,但其实,孟浩然深受盛唐时代风气的影响,一生都怀有强烈的入世意愿,至死不曾放弃仕宦之想,与所谓的“隐士”、“清高”颇有距离。而学术界之所以延续这一观念,或许与长期以来习用的研究观念和价值标准有关,其实不符合孟浩然诗歌及人格风貌之实际。     

潘石屹早年工友：26年后他成了总裁我还在挑砖

这是一段多年前的回忆录，按说早已不算新闻。但这个与亿万富翁潘石屹有关的故事，却揭示了“富人之所以为富人，穷人之所以为穷人”的秘密。对广大创业者来说，其中的启示永不过时。     

阿尔文·王：最幸福的美国人

谁是最幸福的美国人？他名叫阿尔文·王,男,今年69岁,家住夏威夷檀香山市。他经营着一家医疗保健管理公司,年收入超过12万美元。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对于被贴上“最幸福”的标签,他自己也将信将疑。不过,他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最幸福的人,或许是因为“我的人生哲学是,如果你不能嘲笑自己,那么生活将会非常糟糕。”     

《隋书·倭国传》小考

在《隋书·倭国传》所载叙述7世纪初倭国情况的记事中，有倭国使者说明倭王王权及倭王执务情况的生动描述。针对其中有关“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的记载，学界通说认为使者说明的内容是倭王的兄长为“天”，倭王的弟弟为“日”，倭王在夜间执务，日出前和“日”交换；这种执务方式是基于倭国未开化思想而出现的。但此记事可以理解为：倭王即“天”、弟为“日”这一说法是学习中国天文知识和阴阳思想的倭人自己构思出来的。     

乾嘉考据学者的理想追求

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初的乾嘉时代,是中国考据学,亦称朴学的最为壮观的高峰。80余年中,人才辈出,著作如林。为了攀登考据的峰顶而领略无限的风光,乾嘉考据学者做出了超乎常人的不懈的努力。这已如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自序》中所指出。他们的工作无异于一种苦刑的折磨,然而又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们不禁要问:他们何以甘愿受那种苦刑的折磨?我以为,除了当时客观的原因之外,根本地则在于乾嘉学者的主观选择。 意识自由“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①乾嘉学者之所以选择“考据”,而非“义理”或“辞章”,是由他们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