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跨文化流动与健康——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个人的流动经历与其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这种关系不仅与迁移的地理距离有关,也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差异有关。跨文化迁移一般是通过心理压力、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和社会网络等途径对移民健康产生影响。本文选取方言、饮食和观念距离作为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使用2014年CLDS数据分析跨文化迁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乡城流动人口对于流动的文化距离具有选择性,他们大多在同一方言区和饮食圈内部进行流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观念距离也较近。基于Probit回归结果发现方言和观念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有显著负面影响,收入水平和社会网络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但饮食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本文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构建了PSM模型,同时使用地形距离这一客观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使用"诊断需住院"和"身体疼痛"两个客观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成立,具有稳健性。此外,方言和观念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流动持续年份、性别、流动次数、本地方言技能是导致该异质性的重要因素。     

论大都市外来劳动力变动与城镇就业的关系——以北京市为例

乡城人口流迁是城镇化的产物。中国正在处于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而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是在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发生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在分析北京市目前就业压力和来源、流动人口的变动与城市就业的关系及影响的基础上,给出一个关于乡城人口流动与城市就业之间动态关系的模型框架。     

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流动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服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流动老年人口由于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险方式使老年人享受异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流动老年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相关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居留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均有影响;从流动特征的维度来看,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与流动原因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对流动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除了再就业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全部类别或部分类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对农村生育率的影响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农民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变迁。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必然导致经济、社会诸多变量的变动,而经济和社会变量的变化又影响着生育行为。本文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对农村生育率的影响。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有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理论再思考

本文对我国人口流动问题的成因、变动趋势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探讨,论证了农村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社会经济宏观环境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提出了我国流动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论文认为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的政策和研究中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而轻农村的现象。应当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计划和发展规律,将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有效地推动社会转变的工具而加以利用。     

人口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分析

利用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和迁出的朝鲜族育龄妇女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行为上的差异,考察人口迁移对朝鲜族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几种类型的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流动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的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对朝鲜族育龄妇女选择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影响不完全显著。     

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和提高的速度全面超越了城市,这与当前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人口流动的年龄选择性,使得农村流出人口平均年龄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远低于农村人口整体水平。流动人口内部在不断地"更新",年轻的流动人口不断替代年老的流动人口,从而保持较年轻的年龄结构,这种人口流动的年龄选择性加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通过人口老龄化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2000～2010年间,农村人口自然老化速度基本保持稳定。而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加,其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影响从2000～2005年间的0.031岁/年增加到2006～2010年间的0.07岁/年;农村流出人口对农村人口平均年龄增加的贡献也从8.04%上升到16.91%,人口流动已成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推动力。从人口流动的角度,需要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解决如何让流动人口在城市沉淀下来等问题。     

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

采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组织调查的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上海部分进行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间隔的分析,研究发现流动确实延迟了初婚年龄、一胎二胎三胎的生育年龄,延长了一胎二胎三胎的生育间隔,证明了中断理论的存在。 Cox回归实证结果显示上一胎生育地为流出地的育龄妇女下一胎在流入地的生育间隔将会被延长。这主要是因为迁移人口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疲劳和不安定的状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负担使他们无暇顾及或者不愿意在此阶段生孩子,从而干扰了妇女的生育行为。     

乡城流动人口对大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分析——以京、津、沪为例

城市接纳农村流动人口,从近期看,可以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减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减轻城市抚养比;从长远看,可以优化和调整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改善未来人口发展条件。     

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涌入,使广东省人口老龄化速度比其他省份发展慢。人口老龄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分析了流动人口对老龄化程度造成的弱化影响。按包含流动人口和不包含流动人口的两种统计口径．广东省人口老化指数的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前一种计算方式将大大低估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使广东的老龄化系数低于其他沿海发达城市。而省内流动人口的分布不均,是造成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地区分布不均、城乡发展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此外,通过绘制人口地图,发现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与流动人口分布呈反向的阶梯性分布规律。通过绘制人口地图,还分析和比较了广东省流动人口分布与老年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揭示出流动人口对广东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人口迁移与新农村建设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探讨了人口的乡城转移经济与转移不经济,以此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口迁移问题。笔者认为,人口的乡城转移从长期和总体上是经济的,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因为速度、规模等问题使得人口乡城转移发生不经济问题,所以,通过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可以矫正这些不经济现象。人口乡城转移不经济的发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诱因,而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为了使人口的乡城转移合理、有序、渐进和经济。     

论北京“城中村”改造——兼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

2009年以来北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这场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变革,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概括北京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基础上,对城中村改造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指出城中村改造周边地区可能面临更深的发展困境,应通过合作治理寻求解决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问题的治理之道。目前北京已经具备了实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的基本条件,可以在市区政府是主导、乡村组织是枢纽、社区成员是核心、社会团体和社会单位(企业)是支撑、专业NGO是助推器的合作治理框架下,以生活设施改造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突破口,统筹兼顾尚待城市化地区的协调发展。     

外来流动人口与社区道德建设

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研究是近年来城市管理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农村外来人口的不断剧增给城市社区带来很大影响,本文从社区建设中居于“生命线”地位的社区道德建设着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分析了外来流动人口剧增给社区道德建设带来的影响和当前社区道德建设与其不相适应之处,以及据此产生的几点相关思考。     

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

中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返于城乡之间,形成流动人口。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因此,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因之受到影响。为帮助流动人口群体向上社会流动,从而使社会不断地、稳定有序地实现进步和发展,政府应在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上承担起责任。     

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变动历史趋势分析

本文探讨了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历史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受到政府政策和城市经济形势的明显影响在政策鼓励和经济发展迅速时,流动人口规模就大而且增长迅速.反之,则其规模小而且迅速减少虽然政策对流动人口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但其影响作用不是无限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增长也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而不能盲目发展.由此决定了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基本思路是既不能盲目限制和排斥,又不能任其发展,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