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

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先后经历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等概念转换。然而现代精英作家头脑中的民间意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民间想象,而不是他们回归民间意愿的真实表达。民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被知识精英随意解读的空泛概念,它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只是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因此精英作家笔下的民间立场,与底层社会的民间立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巨大差异。     

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

建国后三十年 (主要是前十七年 )的中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 ,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面解构了这三十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 ,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 ,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 ,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记忆的本土化反弹——对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发生的现代性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一步汇入全球化的语境下,于新时期文学整体文化运作的格局中返观“寻根文学”,可以把其寻“根”动因看成是“现代性”的强势扩张下民族文化记忆的本土反弹。“寻根”作家基于对文化的广义理解,将文化分为规范和不规范两种,目的是找寻更具个性和活力的不规范文化,以此作为唤醒民族文化潜意识记忆的方式。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论新文化语境下"鬼"的文学存在

在科学逐渐昌明、现代意识勃发的“五四”社会趋势下,“鬼”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遇、现代作家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露于启蒙与审美不同层面的文学纠葛等话题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生存都是富有探讨意义的。     

从现代性到自然史:再探乡村与现代性命题——以韩少功“寻根”乡村书写为中心

乡村与现代性作为基本命题,一直纠合于近百年乡村书写的流变深处,并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思潮中得到了更为复杂矛盾的想象与呈现。韩少功作为这一思潮的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其由乡村书写走入的"寻根"困境集中体现了这一矛盾,即乡村与现代的两难。这一方面源于其对乡村文化的现代性想象本身即带有反现代性的自我悖反,以致走入了话语冲突的旋涡;另一方面也在于他通过文本实践,实际上走向了一个更为自然化的原初乡村世界。从阿多诺提出的"自然史"视野来看,这一原初乡村书写指向的正是一种超越性的乡村自然史。由文化寻根的困境走入乡村自然史的书写,韩少功不仅发掘出了新的乡村景观,也对乡村与现代这一乡村书写史上的核心命题做出了新的想象和探索。     

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     

寻根话语:“民族”叙事与现代性反思

1985年前后发端的“寻根”话语,提出了以民族文化重建民族主体性的要求,并通过对乡土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重构表达了对现代化浪潮的审慎态度.作为一种民族认同话语和反思的现代性话语,寻根话语表现出对全球化文化霸权和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其敏感性和先锋性在今天仍然显得难能可贵.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文化坐标：突围与重构——新时期“寻根文学”的“过渡性”

“新时期文学”已匆匆走过将近30个年头,作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寻根文学”无疑是颇受关注与争议的。本文对“寻根文学”的关注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作为意识形态表征的“民族性”向“民间性”的转化,另一是不可逆趋的“现代化”大潮与“本土化”的对峙与互融,在这纵向“过渡”与横向的“移植”之间,“寻根文学”完成了“新时期”文化坐标的突围与重构,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将“新时期文学”推向更为开阔的创作境界。     

“后现代主义”:概念的辨析与清理

要真正弄清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首先必须弄清“现代”和“现代主义”这两个概念.“现代”首先是一种认知范式,它以“进步”为核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只不过是这种认知范式的应用,因而学术界对其开端和终点都有不同的定位.“现代主义”是指以“审美现代性”对资产阶级“市侩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社会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是在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现代”、以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现代主义”丧失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颠覆资本主义神话的一种新的尝试.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由“史”入“文”——论西方传记的现代性转型

20世纪初西方传记完成了现代性转型。这种现代性转型,就其内容而言,其一是把伟人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常人视之;其二是正视传主的内心世界,主张以"心理描写"来丰富和展现传主的人物性格。在艺术上,现代传记区别于传统传记一个关键性要素,在于是否将这一文体当作"一种艺术样式",突显其由"史"入"文"的文学特性。然而,在传记属性的"文""史"之争上,一些积极倡导现代传记写作的西方作家却也表现出对传记"史"的追求与坚守。     

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从“内生型”向“外发型”的嬗变

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纯粹依赖于外部力量(西方话语)的推动,还是源自于本土观念结构的内在变革,至今依然有很多争议。众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是一种"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是西方的"舶来品"。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晚明清初的知识分子在儒学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启蒙意识,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的"内生型"维度。清末民初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性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盘西化"思潮的形成,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才逐渐取代了"内生型"的现代性意识,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