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

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的放达，不是“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而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从《咏怀诗》看阮籍的理想及其幻灭

阮籍先后推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对这两家所描绘的理想世界都曾抱有很高的热情 ,但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先后都幻灭了。于是他既认清了“礼法”的本质 ,也深知要超越现实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只有精神家园失落后的巨大痛苦。他既不能超越社会 ,也不能超越自我 ,而只能通过狂饮、痛哭和赋诗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咏怀诗》无非就是阮籍苦闷的象征     

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

阮籍早年在曹魏政权日益腐朽局势微妙的情况下，一再回避出仕，他的《咏怀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什对于以曹爽为首的当朝权贵进行抨击、讽刺和规劝，诗人此时内心相当苦闷，头脑异常清醒。高平陵之变（２４９）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阮籍是反司马氏至少也是不满司马氏的，他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敷衍，其实这完全不符合阮籍的生平史实与诗文创作     

孤独者的哀音--阮籍《咏怀诗》心理学解读

阮籍的<咏怀>组诗是在一种"低孤独"的心态支配下创作的,诗人的孤独与苦闷为组诗奠定了低沉愁苦的情感基调.<咏怀诗>"遥深"、"隐曲"的风格特色既与阮籍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更缘于他独特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诗中频繁出现的"飞鸟"意象生动地再现了阮籍的内心矛盾与最终选择.     

阮籍见容于司马氏的原因何在

阮籍(公元210—263),字嗣宗,是我国魏晋之际,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所作《咏怀诗》八十余首,极隐晦曲折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及自己心中极端的苦闷和难以排遣的忧愤,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阮籍生当魏晋更代的多事之秋.据史载,为了同曹魏氏争夺最高统治权,自嘉平元年(249)到景元三年(262)短短的十三年中,司马氏便凭借阴谋和残忍先后进行了七次大的杀伐,结果,曹魏政权的骨干力量被基本击垮.“正始名士”何宴,及夏侯玄、诸葛诞、母     

从《咏怀诗》看阮籍的政治远识

曹魏正始八年至九年间阮籍为尚书郎 ,很快称病辞去。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不难看出辞职的原因是他看出了其时的尚书何晏等人业已十分腐朽 ,以录尚书事、大将军曹爽为首的集团虽然重权在握 ,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从《咏怀诗》看去 ,阮籍最看不惯他们荒淫腐朽的生活作风 ,担心他们的前途 ,也为国家的命运担忧 ,他本人不得已而走向隐逸 ,尽管他一向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咏怀诗》可以解释阮籍何以辞去尚书郎一职 ,也预示了他未来将重新出山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

阮籍从崇儒转向拜道,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抗争司马集团势力。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外在思想影响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结果;理性分析其人格理想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阮籍人格的审美悖论

作为士人的阮籍志在追求人生的内在超越,而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君子人格。在魏晋交替之际,阮籍的这种追求既不被统治者认可,也不被"礼法之士"认同,但是阮籍不为所动,在行为上坚持遵守礼法,在文赋中反驳礼法,在诗作中流露出追求得不到的苦闷与无奈,这些又都体现在其矜持与放逸的外在风格之上。在一个不清明的时代,阮籍保持了一个士人真诚的个性。     

玄学"无"的精神境界与阮籍诗歌

阮籍作为正始玄学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建构了一个形超神越的“无”的精神境界。这一境界兼有哲理性和诗性，成为阮籍玄学和诗歌的联结点，对阮籍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从诗歌旨归和阮籍思维方式、心态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影响，强调指出了“无”的精神境界既缓解了阮籍的悲哀，又加深了他的悲哀，这使阮籍诗歌既宏放高迈，又沉郁悲凉。     

玄学与阮籍、陶渊明的人生思想

魏晋是一个玄学的时代。阮籍和陶渊明都接受了玄学的深刻影响。然而两人的玄学观又有明显差异，它折射到人生思想上，一个悲观消极，一个恰然自乐。     

阮籍的悲情性格与其文学风格

阮籍生活在混乱黑暗的魏晋时代,自身和社会的因素造就了他的悲情性格,表现在日常行为上为佯狂、酣醉、至慎、谈玄。阮籍的悲情性格深深地影响了其文学风格,文学创作表现出悲凉压抑、飘逸高远、含蓄幽深的风格特征。     

忧生与逃世：作为心态典型的阮籍

嗜酒、不拘礼法,阮籍这些放达的行为隐藏的是魏晋易代的时代悲患。其《咏怀》诗旨隐避,寄托深远,不仅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喻指和心理内涵,更传达出整个人生不幸的悲哀。阮籍的忧生之嗟既是正始之音的主题,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典型心态。     

论阮籍《咏怀》诗的悲剧意识

阮籍的《咏怀》诗含蓄而隐晦,但其间所流露出来的悲剧意识是显而易见的。阮籍身处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因素及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他的人生悲剧意识带上了政治悲剧意识与生命悲剧意识的双重色彩,并且明显具有从屈原的政治悲剧意识转向苏武的生命悲剧意识的过渡性特征。     

李贺人格及其诗歌之精神分析

李贺的诗歌带有浓重的精神病态的痕迹,他性格孤僻、敏感,与其精神抑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他早夭亦缘于此因。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可以判断出李贺诸多精神不正常的表现。因为他的心理类型是直觉内倾型,所以他的诗歌是白日梦性质的,他的观点新颖而虚幻。他的诗歌之所以缺乏理性,是因为其创作是幻觉式的,这是他作为直觉内倾者所特有的产物。     

论李雯的悲情人生与诗歌创作

李雯是＂云间三子＂之一。李雯以＂蓼＂名集,渗透了人生无穷的悲感,带有宿命的意味。诗人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自视甚高,另一方面困于诸生,又十分自卑。诗人降清失节,精神极为苦闷。李雯的诗歌风格是沉而不壮,英而不雄。人格分裂,意气消沉,必然带来审美品格的沉降,李雯诗的缺失就在于此。     

此“游”不逍遥——评杜甫生平与创作

杜甫一生处于"游"之中,是"游"成就了杜甫"诗圣"、"诗史"之誉,又是诗歌记录了杜甫"游"的一生.杜甫之游有种种,归纳起来,大致有四,即为追求济世报国理想的实现而宦游;为友谊、结交名人而交游;为好奇养气、满足文化兴趣而赏游;为改变个体生存的饥困状态以及难以安宁的心境而不得不客游.其中,宦游是杜甫之"游"的主要形式,交游、客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仕宦为其目的,"客游"是终其一生之"游"的总状貌,而"苦游"则是终其一生之"游"的总性质.杜甫之"游"是屈原之"游"的一脉相承,与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不同.     

论贾平凹散文的审美类型

贾平凹散在当代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为20多年来,他不断扩展散的写作内容,不断追求新的审美样式,表现出广阔的审美视野与选材能力。总括而论,贾平凹的散可以分为五个审美类型：自传类、风情类、世相类、禅思类和化类,每一种类型都相对应地承载着他的身世,他对农乡、市井群类的感悟和对民族与人类化的反思。     

杜诗之“夜”——论杜甫的“伤夜”情怀

杜甫在诗中深刻关注"夜"这一时空形式."夜"触发了他多层次的生命体验--襟抱难伸的落寞失意,贫老漂泊的乱离偃蹇,思亲怀友的牵肠挂肚,忧国忧民的稷契胸怀.     

李振钧题画诗考论

李振钧出身安徽太湖官宦世家,清代道光九年状元.他的诗集《味灯听叶庐诗草》中有59首题画诗.清代题画诗的繁荣,对书画的喜爱以及与画家的广泛交游促使他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他的题画诗反映了他看重性情、坦率放纵、追求个性自由、热爱艺术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观照他的新角度.诗歌书画是他安顿自己痛苦心灵的处所,也是其解救自己的途径.他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一个灵魂在现实的挤压和艺术的放纵里挣扎的心路历程.最终,他为了外在的功名放弃了自我,又不能适应官场的倾轧,45岁便抑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