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理由的正当性证明与法律推理

在司法实践中,判决的正当性来源于判决理由的正当性,判决理由的正当性则与法律推理密切相关。实践证明运用法律推理进行说理,将法官判决的整个过程充分呈现,可以获得判决理由的正当性证明。借助于法律推理方法实现判决理由的正当性证明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判决理由的正当性证明就是法律推理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证明,是法律推理前提和结论形成过程的推导证明。通过法律推理对判决理由进行正当性证明,可以增强判决文书的说服力,有助于判决目的的最终实现。     

法理论证与判决理由

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中 ,无不以追求司法公正与正义为目标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重视审判程序的公开与公正 ,却忽视判决理由的公开与正确 ,使整个司法公正制度存在瑕疵。本文从六个方面 ,论证了判决理由进行法理论证的必要性     

暂缓判决的司法价值及其完善

暂缓判决是创新少年审判机制的有益尝试,不断对暂缓判决进行发展和完善,扩大其适用范围,建立全方位深层次有效的考察工作机制,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方式把暂缓判决明确下来,是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种完善.     

判决理由的价值思考

判决中,人们期待着司法的公正,更期待公开说明判决理由。作为判决和判决文书核心的判决理由,其意义在于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其生命在于充分说清事实,其灵魂在于准确运用法律,其保证在于严密的逻辑推理。     

司法判决的证立——兼论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证立

对司法判决进行有效地证立是司法过程的一项中心任务,文章从三个角度对司法判决的证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首先,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是三段论和图尔敏模型,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是包含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的双层结构模型;其次,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是法律规则,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是裁判规则;第三,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是合法性,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是合理性,并且以指导性案例为例对上述司法判决证立过程进行了检验和论证。     

判决理由改革论

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是判决理由的改革,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应明确判决理由作为判决合法性证明的功能;重视对改革过程中对司法独立等相关制约因素的分析;通过判决理由的改革,以抑制司法腐败、提高法官素质并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中美刑事判决书判决理由的对比分析

判决理由是刑事判决书的核心与灵魂,对判决结果的公正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虽然一直在探索改革司法文书,不断强调判决理由的重要性,但收效不大,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鉴于此,文章主要尝试从法律语言的视角出发对中美两国刑事判决书判决理由进行对比分析,概括出异同点并阐述产生异同点的原因,以期为我国的刑事判决书说理部分的制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加快推进刑事判决书的改革与完善.     

国际司法机构判决的执行监督机制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司法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司法机构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乃至国际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而其作用的切实发挥取决于判决的遵守与执行。通常自愿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是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必然结果,但设立判决执行监督机制也是必要的。通过着重介绍国际司法机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的性质,比较主要国际司法机构判决执行监督的程序及有关实践,分析判决执行监督机制对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作用,揭示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国际司法机构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与国际法的监督执行类似,但与国内法的执行存在根本区别;其次,判决执行监督机制的效用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最后,有效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可能加剧国际司法机构的分散化激增造成的国际法碎片化问题,如何正确的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宪法必须司法化的几点理由

宪法司法化是切实保障人权、宪法的法律性、宪法至上、依法治国、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等各因素的综合要求,是我国宪法保障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我国宪法必须司法化。     

当代语境下违宪审查制之正当性

违宪审查的司法化建制在广为普及的同时,由于法理基础的缺陷,其正当性问题在各国违宪审查制的实践中一直被质疑。在当代语境下哈贝马斯等人的程序正义宪法观和宪政工程论则为违宪司法审查之正当性提供了新的法理阐释及制度化引导,从而对当代违宪审查制在司法审查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完善以有益启发。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论现代合法性及其实现

要理解现代合法性的本质和实现,就必须从现代国家出发。现代合法性的实现过程不仅涉及国家与公民、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还必须考虑到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选举作为合法性产生和转化的基本机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应该重点研究合法性的维持机制问题。目前,合法性面临着来自消费文化、管理合理性及全球化的挑战。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审判解释的错位和重新定位

对于审判解释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理论界褒贬不一,其中对审判解释的越权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审判权膨胀倾向却关注不够。审判解释存在对立法权僭越,对行政权逾越,对其他司法权贬抑的倾向。从司法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在今后司法改革进程中,对审判解释的改革应从现行的立法化向以个案确立规则,以规则指导审判的方向转变。     

生物学中功能解释的合理性研究

以亨普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功能解释不具预见性,故应被排除在科学解释之外.另一部分学者尝试为功能解释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其辩护途径之一是期望在生物学中找出一条普遍定律使得功能解释符合覆盖律模型;辩护途径之二认为功能解释不同于演绎律则解释,其合理性在于功能解释说明了某物对于维持某个状态的“价值”,这两种辩护途径各有缺陷.生物学中很难有普遍定律,不同的生物学科有不同类型的功能解释,不同的功能解释在生物学实践中有着不同的价值.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和谐观念的现代阐释

和谐是人类自产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崇高理想,但对和谐观念的理解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传统哲学将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在此基础上以还原论的方式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从而造成了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根本超越了传统哲学的局限,强调人与世界的内在统一,将和谐理解为对人类生命局限的不断超越以及生命境界的澄明,从而展现了人类思想的新向度,表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和谐观。     

法论证：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

法律如何获得正当性是困扰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对于正当性概念自古就有主观和客观两种面相的争论。发展至今,程序规则成为主客观统一的中介。于是,有关法律正当性的讨论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有关立法程序规则的设置上。对此,本文进一步认为,只有确保实现充分论证的立法程序规则才能发挥其向法律输入正当性的功能,因此,是立法论证构筑了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