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钱观念与贾道散论

中国古代商、钱观念与贾道散论张振华关于金钱“有之未必热，无之必不然”，以及“无商不富”的道理，如今已成为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共识。但在中国古代，“农本商末”、重利抑商的思想却相沿不衰。于是，文人雅士耻谈“利市”财富，商贾贩夫厕身“九流”之末；“利出于...     

天师道的文化渊源及宗教特征

天师道的文化渊源及宗教特征商庆夫，陈虎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都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因此，鲁迅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①所以，不了解道教，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和科技成...     

试析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封闭性的原因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封闭性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封建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愚民政策及屯田、均田、编户制度，农民明哲保身的封闭意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宗法制的作用和影响，这些都是形成小农经济封闭性的重要因素。但究其根源，则为土地私有制。     

也释“末业”和“倚市门”

《学术月刊》今年５月号刊登曾维华先生的《释〈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倚市门”》，文中指出“倚市门”应作商业解，总的来说是能够成立的，但其论证有不尽恰当之处，故作本文提一些修正意见。《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因为“刺绣文”属于末业的范围，所以曾文花较多篇幅来证明“‘末业’在古代是很清楚的，是指‘工商业’”。这结论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多论著都这样说，简直成了定论，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并不是中国古代所有时期或所有人所说的“末业”都…     

“王马之争”会不会“割喉”？

4月3日，在台北的“开南商工”操场，国民党副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正式当众宣布角逐国民党主席，正面挑战国民党副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这标志着“王马之争”公开化、表面化。尽管两人都公开宣布把这次主席位子之争定位为“君子之争”，但由于这场“君子之争”关乎国民党的命运以及台湾政局的走向，自然而然就充满了“火药味”。     

古代政治整合对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中，“治世”理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古代圣贤在追求治世、建构治道的过程中，借助政治整合贯彻价值整合，打造了一个“文以载道”“道洽政治”的结构功能系统：宗教为治世树立终极价值，哲学为治世阐发学理体系，政治为治世构筑综合框架，法律为治世建立秩序保障，历史为治世提供资治通鉴，伦理为治世塑造君子人格，教育为治世培育合格国民，风俗为治世改良社会土壤。这套战略设计既体现了古代国家理性自我保存与自我完善的紧张性，也促进了政治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体化，有利于华夏文明的长期延续；但它未能在实践中把国家打造成人民与政权的利益共同体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遗憾。     

中国古代籍田礼仪种种

一、籍田和籍礼 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农业为本业。从战国外始,长期以来,形成了比较偏激的重本轻末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重农押商的经济政策。重视农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是不应该将他和“末业”对立起来。中国古代重视农业的重要标志就是籍田和籍礼。 籍田古书中亦作“藉田”,“籍”即“藉”。它有时指古代天子亲耕之田,“天子亲载来耜……躬耕帝藉。”(《礼记·月令》)“司空除坛于籍”(《国语·周语上》)。有时指     

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哲学思考

农业大国靠天吃饭,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熟人社会以“和”为贵,催生出“君子风范”的礼仪文化,二者共同展示了礼仪之邦的深刻内涵与致命缺陷。为此,本文在深入揭示礼仪之邦形成与发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着重探究了古代中国“君子”终难形成“风范”的深层原因及深远影响,试图对形式主义泛滥的社会现象作出哲学文化学的诠释。     

论荀况的“谈说之术”

论荀况的“谈说之术”崔清田荀况是重视“辩”的思想家。他甚至认为“辩”是做君子与诚士的一个基本条件，因而响亮地提出了“君子必辩”，同时也研究了“辩”的种种问题。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荀况论“辩”的思想一直被视为挖掘与整理逻辑（传统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存在...     

“君子”历史演变刍议

“君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文献中,道德是作为各级贵族的通称而出现的。后经春秋战国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注解提升,特别是儒家的极力推崇和宣扬,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道德人格的化身。考察“君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其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君子’在历史文化变迁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是非得失,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对其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一、从“天命君子”到“事业君子”“君子”最早出现在反映夏、商、周三代典制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在后世的文…     

中国文学"士不遇"主题的文化审美阐释

“士不遇”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社会的封建性决定了“不遇”是古代作家的必然 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却又主动地不断的去重演前人的命运，其原因在于古代作家的心理结 构是悲剧性的。“士不遇”主题不仅包含着“士”的命运悲剧，而且也包含着人格的悲剧。 在传统政治人伦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文士对于仕途之“遇”的普遍追求，仕途“不遇”的共 同命运，文学创作的排泄、补偿，就成为“士不遇”主题之所以普遍产生的基本规律和基本 事实。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徽商印人胡谨斋的《舫居存印》

“贾而好儒”是古代徽商的一大特色。明清以降，在浓厚的儒学氛围中，有许多徽商亦商亦儒或是“儒、仕、商”三位一体，他们在书画、金石篆刻、医学等诸多领域都建树颇多，成为古代徽州文化的一大特色。而徽州商人与徽州文化的关系，也成了当今徽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义利之辩、重农轻商与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兼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自从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来,人们对义利之辩一直极为关注,并相当一致地强调“重义轻利”。可是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在思想界也出现了大量的反传统思潮,一些政治思想家纷纷强调“商”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为“利”正名。这种现象,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本文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实际上,这只能认为是经济资源配置不衡下国民经济危机的反应,就其本质来说,与传统并没有很大的冲突,兹作分析如下:     

孔子“君子”、“小人”概念探析

“君子”和“小人”是儒家经典中的一对重要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广影响,“君子”和“小人”的概念至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被应用。如“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不记小人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见利忘义的小人”等等。然而现有各种哲学史的著作都没有就这一对概念作专门论述,各种哲学词典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也没有“君子”和“小人”的条目。本文拟对孔子所说的“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比较全面准确地弄清孔子“君子”和“小人”这对概念的含义。一、“君子”关注的是“义”,‘小人”关注的是“利”     

中国古代孝观念的内在转换

“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周，既“袭殷之礼”，又肩负维新大命。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既保留夏以来的祖先崇拜，又创出新的天帝崇拜。对应于此，以孝敬祖，以德配天，《诗经，大雅》所谓“有孝有德”。中国古代孝观念也从此导出。此时道德与宗教密不可分，因而道德也不可能有纯粹的形式。敬德、孝思是使先天的天人合一延长为后天的天人合一。另一方面，道德律与政治相结合，故道德尚限于氏族贵族君子人物。①春秋之际，孔子以继周道为己任。他醉心于周礼，但其时社会、人心均发生很大变化，故孔子不能不对之做出损益。在孝观念上，同样表现…     

抑商还是重商: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近些年来,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是重农抑商”的观点,并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作者针对这种质疑,从其理论认识和史实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主要还是“重农抑商”,而并非重商或既重农又恤商的结论。     

论礼的意义及缘起

一、礼之意义古代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以礼治国”，长期被视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利义廉耻，历来是贤人君子追求的美德。国家大事的行止，规章制度的兴废，都须遵据礼的原则；君臣土庶的思想意识、语默动静，不得过越礼的规范。人们从生到死．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喜怒哀乐，都处在礼的监视之下、设计之中。北渗透或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铸塑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形貌。由于礼在中华文化中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几乎成了传统文化的同义语，因而引起了人们讨论礼的兴趣，以致产生了一门在古代中国特别发达的学问——礼…     

“重本抑末”新论

重本抑末,或者说重农抑商,在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久为人们所熟知,而且一直成为分析古代人物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们为防止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和巩固封建统治所经常采用的一剂药方。在这个药方中,尽管“重本”各有不同的重法,“抑末”也有花样翻新的抑末措施,但是,几乎直到今天,人们在为这一思想作出评价时,简直可以说是异口同声,给它来了个“全盘否定”。有的人甚至更其干脆彻底,他们     

唐宋时期村民社会身份的变化——兼论此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影响

<正>众所周知,主要社会矛盾是影响社会变迁最主要的因素。以往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常局限于阶级或阶层矛盾的范畴。黎虎先生从权力和人力掌控的视角倡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中国古代史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的新的分期法⁽(1)),是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一个新概念,值得重视。秦至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以皇权专制为政治特征的帝制社会时期。维系帝制政权稳定的的基础是建立在“均田”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但帝制社会下皇帝用利益让渡换取对官僚的权力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