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论左氏与《左传》、《国语》及《春秋》之关系

通过对<柳宗元集>中相关内容的整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鲁人左丘明,曾言事孔子,稍先于或稍晚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为<国语>的作者;其次,<国语>总体上文胜而道蔽;再次,<春秋>为经,<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左氏为<国语>、<左传>二书的作者;最后,孔子根据左丘明之<左传>、<国语>中的鲁史删定而成<春秋>,而在孔子之后的一位姓左的史官又通过对<春秋>经的训诂疏解而作<春秋左传>.     

毛泽东与《诗经》

<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诗经>始祖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熟读<诗经>,灵活引用,对<诗经>的有关评论,揭示了<诗经>阐述学的本质规律,提出了诗经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这对<诗经>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国语·越语下》作时献疑

此文针对<越语>不为<史记>所取,故作于其后的说法,指出<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对<越语下>主要部分几乎全文照引,说明至少司马迁时代<越语下>已经成篇;针对"<越语下>记年与<左传>不合"的说法,此文对王引之的观点进行了细致考辨,认为王氏对韦昭注的理解有偏差;针对<越语下>文体风格及思想流派与<国语>不类的说法,此文指出这不能作为<越语下>晚出的根据.总之,<越语下>当是战国前期的作品.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在思想上自觉把<诗经>当作反对齐梁柔靡之风的武嚣;第二,他与<诗经>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点即抒发性情;第三,他看重<诗经>的政治讽刺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白在其作品中从字词、句式、意境、手法、题材等各个方面对<诗经>进行了接受.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略论《国语》体例对后世史书的影响

<国语>编者在处理各国史料时,创造性地把各国所记国史以及记言体史料汇合编排在一起,对后世史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国语>这种分国叙事的编写方式,后世史家模仿者众多.<国语>分国叙事,但又不是简单的国别,而是以周统领全局,其下以诸侯国分列详述天下大事.<国语>在编纂时已在不经意间比较完备地创造和运用了后世记事本末体的叙事方法.     

张西堂的《诗经》研究

对张西堂先生的<诗经>研究进行评析,以其<诗经六论>为依据.张西堂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古代并无采诗之事,故亦无古诗三千而取其三百之事;孔子删诗亦不可信;关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认为"南"与"国风"不同,南、雅、颂都是乐器;张先生驳斥了<毛诗序>之种种谬妄,对于<毛诗序>之作者,张先生亦力辨其非.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张先生也有剀切入里的分析.张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后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的结论可商榷,而张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体现了朴学的严谨扎实的学风.     

试论柳宗元对之文趣说——以对《国语》文趣的继承与发展为考察中心

柳宗元提出的文趣说是对中唐古文运动文以明道理论的重要补充."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其文趣说源于对<国语>的独特理解,表现在三方面:一、对<国语>极富生活情趣的叙述手法的继承和学习.二,对<国语>人物对话中理趣的继承发挥.三、对<国语>于巧思立意和文采炳然中蕴涵特殊趣味的继承.但柳宗元的文趣又不局限于此,它又与作者在寻常山水中发现的独得之乐相结合,与文章的奇味相结合.柳宗元的文趣说和韩愈的不平则呜说一样为古文创作注入了蓬勃的艺术活力.     

新时期《诗经》意象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诗经>意象研究呈现出繁盛态势.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诗经>意象研究的热点.众多研究者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神话、巫术、民情、风俗等文化背景来考察<诗经>原型意象的内涵及生成缘由,使当代<诗经>研究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形态中呈现出新的活力.二是对<诗经>文学意象审美蕴含及功能意义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对于深化<诗经>文学化研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信仰:《诗经》价值系统的重要维度

周代社会"大师教六诗",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序,而<诗经>风、雅、颂的选材与编排,构成其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饮食男女--家国天下--宗教信仰.三个维度呈由低到高、逐层提升的取向,显现出<诗经>文兼雅俗,感性生活、理性精神、宗教信仰相互渗透融合的文化精神.信仰.是<诗经>中最高的、极为重要的价值维度.<诗经>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暗合了西方文化中从柏拉图到克尔恺郭尔的人生哲学.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