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系统方法论的结构

系统方法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整体性结构，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划分，而按照层次来看，可以将系统方法论分解为宏观形态上的系统观点，中观形态上的系统概念和微观形态上的系统模型。这三个层次之间是相互联系、层层推进，同时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三者的综合统一就是系统方法论的整体性结构。建构系统方法论，目的在于突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离状态，力图在方法论层面使二者彼此连接，相互贯通。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维性的思考

从时间维度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生的、最有活力的、最高形态的价值体系.从空间维度考察,在同一社会价值形态的空间中,存在不同价值观形态的复杂性;在不同社会价值形态的空间中,存在各种价值观形态的复杂性.从系统维度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层次性、整体性和特定功能.     

试析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兼论国家利益的属性

国家利益一直是学界和政界核心的概念，研究国家利益有很高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然而国家利益极其复杂。只有认清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才能在现实中更好地实现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复杂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它的复杂性。国家利益具有多重属性，其中部分属性其内容极其复杂性，各属性之间关系亦非常复杂，这就是其复杂性的两个方面。国家利益至少有社会性、变化性、整体性、稳定性、神圣性和强制性及模糊性六种属性，各属性之间主要表现为促进关系、冲突关系及无关系三种关系。     

礼品消费购买意向研究——基于Fishbein理性行为修正模型的探讨

为了剖析影响中国消费者礼品购买意向的主要因素,了解中国消费者礼品的购买心理,打开礼品消费行为的"黑箱",在Fishbein理性行为修正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礼品功能价值和形象价值两变量构建礼品购买意向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礼品的功能价值只能通过个体态度和群体一致间接对购买意向产生影响;而礼品的形象价值能通过个体态度、面子意识以及群体一致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产生间接影响;个体态度、面子意识以及群体一致意识都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具有直接显著影响。     

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

经济学关于投资选择模型的分析和研究从属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理论。本文通过对选择理论的概要回顾和评说,将投资选择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对每一种模型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隐性和显性交叉,而这种交叉关系体现了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的相容性。文章指出,从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投资模型的底蕴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将"行为最大化"作为一种公理来看待有着部分的合理性;从人们的实际投资行为来分析,"有限理性"和"偏差行为"贯穿于人们投资选择的始终。本文将理性和非理性投资模型综合于统一的框架,着重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     

理性与非理性:女直销员职业选择与流动的逻辑与困境

通过对女性直销从业人员的追踪研究,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视角下分析社会变迁中女直销员的职业选择与流动。研究发现:直销行业中的文化场域对女直销员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对她们的非理性选择有重要影响;女直销员之间的微观关系是直销运作模式的宏观体现;她们的职业流动与选择的动机没有直接关系,但与目的有直接关系,从理性或非理性到理性是其职业流动的逻辑;直销的场域、运作中的熟人关系和女性就业本身的弱势地位共同建构了她们职业流动的困境,使其很难实现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上的平衡。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试论孔子知识论的现代意义

现代理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即要求“系统而可信赖的知识”．这本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在现代社会,理性至上又给人类文明带来价值失落的弊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儒家传统中的知识论思想,探究儒家的知识论与价值维护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     

理性的批判如何可能

理性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乃是依据理想或理念的尺度来展开的,而人生和社会的复杂性则是理性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理性的批判也是人类理性依据自身的先验原则,通过寻求普遍性的理性法则,来为人类自身建立法度,从而展示其力量;理性的批判还是人类自身二重性的反映,人类自身的这种特性使人在崇高与卑贱之间来回摇摆,并最终寻求崇高来实现自身价值。这也是理性批判的另一个原因。     

公共利益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公共利益贯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古希腊时期,“公共利益”仅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的“共同利益”即“共同善”.在理性启蒙时代,人们相信理性有能力设计一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互协调的政治社会结构,公共利益成为一种社会构建原则.但功利主义认为,社会政治秩序是在个人不考虑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无意而自然形成的.及至当代,公共利益观念呈现价值纷乱的多重景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公共利益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研究:一个管理者视角的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转轨的深入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日趋独立,阶层分化日趋明显,国有企业劳动关系格局各方主体在劳动关系管理中可支配的资源也随之发生深刻改变。国有企业劳动关系格局中管理者阶层的独立与分化,是一个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权变革与管理者身份转换对于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理者的分化与企业内部阶层的定型化,不过是双方所占有的资源及其在生产关系体系中位置的折射。管理者角色从厂长到经理的变化,是一种深刻的名实之变。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紧张化,与管理阶层的利益觉醒与监督缺位并存有着密切联系。管理者与劳动者拥有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行动空间比例关系的深刻改变,对未来劳动关系的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的因果关系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争论的问题,不同学派有各自的观点,虽然各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不足之处,在指导司法实践过程中易产生混乱,势必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双层次原因理论,构建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将对司法实践现状产生实际有效的指导作用。     

村民自治的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基于社会选择理论对村支“两委”选举的案例分析

本文分析了投票悖论与阿罗不可能定理是个人理性决策与集体一致性行动的冲突在社会选择领域的表现,并结合森对悖论的解答,引入信息基础的理性扩张、合约成本和作为契约的程序、制度,以农村村支“两委”选举为例,探讨村民自治过程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特征的农村中个人理性走向集体一致性社会选择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村民自治中实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统一的对策建议.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援越抗法战争中的中法博弈——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博弈论,作为一种对策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博弈论逐步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量化的分析方法.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分析20世纪50年代援越抗法战争中中法之间的博弈,并对中法在博弈过程中的选择进行量化分析,进而对中法两国的选择进行理性的评估,为国家间的冲突研究提供新视角.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基于成长性的公司债务融资与投资相关性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成长性以及不同股权性质企业中负债及其结构与投资的相关性及其差别,结果表明:负债融资总体上减少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债务发挥了治理作用,但在低成长性企业中,负债融资比例与投资规模并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负债没有发挥治理作用;债务期限结构(短期负债/总负债)与投资规模在低成长性企业中显著正相关,说明短期债务比重较少的债务期限结构约束了低成长性企业的过度投资;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债务来源结构(银行借款/总负债)与投资规模显著正相关,说明其银行借款不仅不能发挥出负债应有的治理作用,反而还加重了过度投资。因此,应关注企业的成长阶段对于其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深化企业和银行的改革,尤其要注重国有企业银行贷款的合理性;并通过加强对债权权益的保护来进一步规范企业融资行为。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公民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现代西方政治在哲学基础、制度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基础、政治过程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性。其中,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而当代中国政治与现代西方政治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创建中国的现代公民政治不可能照搬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正确地总结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参鉴现代西方政治模式的内在规律和合理性,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发展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当是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