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古汉语连词词项的确定原则

中古汉语连词相对于上古汉语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它已成为了中古汉语语法的重要研究内容。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古汉语的连词,首先要准确地找出此期汉语所使用的连词词项。因此,根据连词的定义,从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两个角度确定判断此期连词词项的正确原则,就成为了研究中古汉语连词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参照这些原则,可以对有关中古汉语连词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现象加以辨析,从而准确地离析出在中古汉语时期使用的连词词项。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中古汉语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多数学者认为可分为四段,即上古——先秦两汉(或以东汉为过渡时期而属下)、中古——魏晋南北南、近代——唐宋元明至清初、现代——清代中叶迄今。由于中古和近代是白话系统由萌芽而渐臻成熟的时期,所以近代汉语与中古汉语的关系尤其密切。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必须联系中古汉语,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研究

现有的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研究中,双音词认定标准多样并存在主观性,衡量指标受到词频和语料长度影响,而且对中古汉语的特点、特别是佛经文献的特殊性考量不足。针对上述状况,本文采取新的方法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研究表明自上古到中古时期,中土文献词汇双音化呈现一种渐进性的发展趋势,符合语言发展的自身规律,而中古时期佛经文献的双音化程度则明显高于同时期中土文献,表现了语言接触对汉语发展的一定影响。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全貌是由汉语发展的内部因素和语言接触的外部因素共同形成的。     

试论古无次清音

上古汉语里没有次清音声母。根据汉语谐声偏旁、声训、读若、异文、异切材料，能证明上古尚未分化出次清音。汉语声母跟壮语借词对音的比较，能证明上古汉语本无次清音，越歌可提供佐证。汉语声母跟佛经梵语辅音的比较，能证明汉语次清音起于近古，梵书可提供佐证。“古无次清音”说能对一些问题提出新的解释     

形声字声符表音功能侧议——《入声论》之二

自沈约等提出了中古汉语的四声之后,不少音韵学家和文学家都广泛地应用这个结论,以为颠扑不破。音韵研究家更以中古四声——平、上、去、入为立足点,去探测上古汉语的声凋状况。无可置疑,研究工作本身价值是高远的。不过,从中古四声为基点是否坚实,即是说,“平、上、去、入”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却相当值得注意。 笔者以为“入声”不是一个调类,而只是一种韵类。     

《世说新语》中副词“初”“定”“脱”的用法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语言现象,在汉语发展史上占有前承上古、后启中古的重要地位.其间副词“初”、“定”、“脱”的运用,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古汉语的特色.一、初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形态”现象及相关思考

上古汉语中，繁复的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似同时存在清晰和模糊两种倾向。历史如果朝清晰的方向发展，就可能最终呈现一个比较严格的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如果朝模糊的方向发展，第一人称代词就可能最终归于一。事实是，后来朝着模糊的方向发展了，中古以后，第一人称代词逐渐归于一，这就是“我”。就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而言，“不严格的格位”也许比较符合实际。     

“其是之谓乎?”──谈此种古汉语句式的理解及翻译

“其是之谓乎？”属古汉语的宾语前置句。一般的古汉语宾语前置句，译为现代汉语时，把谓语、宾语的次序顾过来就行了。如：臣实不才，又谁敢怒？（《左传·成公三年》）——臣（我）确实是没有才能，又敢怨谁呢？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不忘记以前的事，就能（象老师一样）成为后来做事的借鉴和教训。可是，有些宾语前置的古汉语句子如果像上面那样照直地翻译过来，就讲不通。如本文开头的“其是之谓乎？”照直地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它说的就是这个（颖考叔……）”。我们联系这个句子的上文来看，它说的是“这个”吗？…     

以“俯”“仰”为例谈对象义素外现

上古有一类动词不仅包含了动作,也包含了动作的对象,人们在使用时无须特别说明其对象即可明确表义.这类动词从上古向中古发展时期出现了对象义素外现,即原先隐含于动词中的对象义素外现为可见语素.如“俯”、“仰”的对象义素“首”外现,“瞋”的对象义素“目”外现等.这与汉语语义的变化及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古今同形双音节词语浅析

<正> 在古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跟现代汉语形同而实异的词语。这些词语,尤其是双音节的,读者很容易被其同形表象蒙蔽而以今天的词义去理解古汉语的词语,结果当然是不对的。比如“牙签”,在中古汉语中指藏书用的一种象牙标签,染各种颜色,上写书名。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     

古汉语“兼词”例说

在古代汉语中,除了实词和虚词之外,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词,它们兼有两种不同的词义和语法作用,这就是“兼词”。有的古汉语语法论著称之为“合音词”,或“台词”(如向增光等编《文言词语汇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本即用此称)。也有的语法书则认为这是词的活用     

关于汉语古音的拟测

一拟测的意义1 古汉语语音的研究,是要对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分音类,拟测音值.本文从音韵学教学的角度概述音值的拟测.汉语古音的拟测,是现代的汉语语音学研究中,借鉴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comparativemethod)考定汉语古音音值的手段.音韵学对汉语古音的实际读法即汉语历史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的各音类的音值,虽也有一些比喻性的描写,但并未具体确定.上古、中古汉语的音值都是用拟测的方法拟测出来的拟测音.汉语古音的拟测音只是对汉语语音音值的一种科学上的假设,并不完全是当时使用古汉语的人的实际的读音.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Meillet)曾经批评过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用拟测出来的语言来写成     

谈谈“惯用语”

在这篇短文里,谈现代汉语词汇部分中一个小问题,就是所谓“惯用语”问题.这个问题,依我所见到的,无论是交流教材或是专门讲词汇的书,都没有提到,只有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课本第三章词汇部分,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命名为“惯用语”.我们暂时就沿用这个术语来探讨一下这种语言现象的情况.     

从苗语语音演变看上古汉语浊塞音送气与否

关于上古汉语的浊塞音有无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问题,早有人探索过。如: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Karlongren)教授对上古汉语的浊塞音,就曾提出送气与不送气两套对立的构拟。对这个问题,也有人提出了不同见解。如,李方桂教授说:“我们既然认为中古的浊塞音是不吐气的,就没有理由说他是从上古吐气的浊塞音来的,他在上古时代也是不吐气的浊塞音,因此那套吐气浊塞音*bh-,*dh-,*dzh-,*gh-等都     

古汉语主谓间"而"字研究

语法学者对古汉语主谓间的“而”字有多种解释 ,虽都有一定道理 ,但都存在不足。从历史发展看 ,这种“而”原是个复指代词 ,在上古汉语右行结构和复指淡化的作用下 ,逐渐变成单纯的不承载任何意义的连词。由于“主 +而 +谓”可以使用于多种句法位置 ,一部分“而”分化为假设、转折、承接等连词 ,也有一部分仍是单纯连词 ,成为上古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从综合到分析”相关概念辨正

以往有关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研究中,有两组概念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词汇型综合和语用型综合、区别性语义和范畴性语义。《左传》《战国策》中“派遣”义“使”的用法变化证明了区分这两组概念的必要性。“使”的用法变化显示：（1）古汉语的综合性不但表现在词汇层面,也表现在语用层面。（2）汉语史上既存在区别性语义的从综合到分析,也存在范畴性语义的从综合到分析。（3）《左传》的语言面貌表现出守旧存古的特点,且不同形式之间在使用上存在语体差异。（4）从综合到分析的转变至迟在上古后期的《战国策》时代（公元前1世纪以前）就已显现出来。要之,区分不同类型的综合和分析,对进一步揭示汉语词汇系统演变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认识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分期也有一定的启示。     

古代汉语札记

一、娘归泥为清人陈澧首创 娘日二纽上古归泥纽,是上古声纽研究方面的重要发现。娘日归泥的发明者是谁?近年来,有的专家在古汉语教材或汉语史专著中,把这项“专利权”统归于章太炎(1869—1936),根据就是他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语汇研究

<大方便佛报恩经>是一部译者、年代不详,但口语材料比较丰富的翻译佛经.对其语汇进行辨析、考证,对中古语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价值可从以下三方面窥貌一班一是考释"衰丧、衰祸”及"留怀”等经中语词,抉发新词新义,补正<汉语大词典>的阙漏;二是考察"非”等词的新用法,这或许有助于推定该经的译经年代;三是列举经中部分俗字用例,以弥补<汉语大字典>在收字举证方面的不足.     

郑张尚芳上古汉语复声母体系研究

郑张尚芳上古汉语复声母体系非常复杂,有前冠式sC、后垫式Cl、前冠后垫式sCl三种类型.通过对郑张尚芳《古音字表》所有复声母测查,结合《上古声母四家对照表》所列郑张尚芳上古汉语复声母,按照中古唇、舌、牙、齿、喉发音部位顺序一一离析出郑张尚芳上古汉语复声母类型,考察郑张尚芳上古汉语复声母体系.郑张尚芳上古汉语复声母体系是严格建立在谐声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经典异文、训读、假借,语词异读以及亲属同源语言比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体而言,郑张尚芳上古汉语复声母体系严谨周密、系统性很强.但仍不乏疏漏之处,表现在同一体系中有的复声母形式无例字、对特定语词特定声母两可的上古汉语复声母拟音等等,当然这正如郑张先生本人坦言“有待于上古汉语语音研究的再深入来完善.”     

《可洪音义》注释失误类析

《可洪音义》是一部以辨析手写佛经中的疑难俗字为主要目的的大型佛经音义书,它在近代汉字研究、大型字书编纂、古籍整理以及中古汉语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但是,由于疏忽和学识的局限,其注释中也存在一些失误之处,主要可归纳为四类:不明讹字而误释,不明经意而误释,不明假借而误读,承用误本而失校。读者阅读和使用此书时要注意鉴别,不宜轻信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