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充满辩证思维的理论体系,诸多论述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论,立基于政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三者在逻辑上的不可分割性、在功能上的有机协同性、在结构上的复杂统一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论,立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深刻揭示了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矛盾,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主要方面;“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论,立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理论逻辑、“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的规范逻辑、“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的实践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论,立基于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抓住了“统筹兼顾”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总方法,深刻展示了两点论、重点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苏轼的民本法律思想

在儒家教义为主、兼采佛道学说的哲学观、历史观、政治观的支配之下,在贴近百姓生产生活的为政历练之中,苏轼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本精神的法律思想。苏轼的民本法律思想主要从以人情为本的立法论、以民生为本的执法论、以民意为本的谏议论和以人道为本的刑罚论诸方面展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苏轼民本法律思想既有时代的针对性,也有一定的超越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对当代法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实质法治、形式法治与中国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 ,实质法治论是一种较为妥当的理论 ,形式法治论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相对于单一的实质法治论 ,本文主张多元的实质法治论。本文认为 ,并不是只能够存在一种类型的实质法治 ,法治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 ;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性质的法律、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文化都可能为法治的实行提供基础和条件。中国选择了实质法治理论指导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目标不仅是通过完善一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 ,而且是通过这套制度以推进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     

儒家的法律道德化思想

德体法用是儒家的德法关系论 ,引礼入法是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 ,原心论罪是儒家司法道德化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和重视道德教化对当前我国立法、司法乃至精神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 ,但儒家法律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当代社会的法治建设相冲突的 ,从总体上说 ,其影响是必须克服的。     

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体系

董必武的法制思想非常丰富,涵盖立法、司法、守法、法学研究、培养法律人才等诸多方面,而人民司法思想则不仅是其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集中体现和本质表述。董必武的一系列政治法律论述,折射出了“人民司法保障人民权利”、“人民司法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司法思想,并已形成一个逻辑的理论体系;其中人民主权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基石,形式正义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核心,法律权威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目标。在当代中国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的司法改革进程中,研究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对于推进司法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法价值观及其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里法律工具主义论始终起着绝对支配地位 ,这种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摆脱这种法律工具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以致力于建立现代化法治国家 ,必须对法律工具主义价值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在全社会树立起现代法治观。     

法家法治论谬误溯源

在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法家法治论在我国学术界仍有很大的影响。法家法治论是对法家思想定性上的谬误。法治标准的误区,法家思想的误判,自我利益的误导,智识领域的误识,是人们将法家思想归结为法治的认识论根源。     

探寻法治的真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再解读

法治思想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精华之一。在其预设的政体框架下,他所论证的法治优于人治、良法之治与普遍守法的结合、法律性质的好坏由政体来决定、对公民进行教育及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公民守法习性的养成,以及法律权威的确立等法治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当下我国法治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柏拉图法治观的社会价值理念与启迪

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在建构其心目中的理想国的过程中,经历了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向。柏拉图以基于社会分层理念的正义论为起点,提倡重视道德价值的依法治理,崇尚超越秩序层次的和谐追求。其法治思想中的精华成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强调对科层特权的立法限制,推行激励与处罚并重的法治策略,注重法律文化的塑造与完善,对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法治思想都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20世纪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却认为,法律的理性只是一种神话,法律是非理性的。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对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论法学教育中的法治精神培养

法治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中人们对法治进行理性追求和崇敬的思想理念,是与制度层面以及法律实践层面的法治相辅相成的。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法学教育中重视法学知识和法律技能而忽视法治精神养成培养是当前法学教育的误区。法学教育应当强化法治精神养成教育。     

实践——学习——实践: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中系统接受法学教育,并且一生致力于法治活动的法学家。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形成于有法制无法治的旧中国,其法治思想的形成契合着时代脉搏、遵循着实践—学习—实践的逻辑规律。在法治被边缘化、法治精神缺失的时代,董必武业已开始广义上的依法维权的法治实践,实践催生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的萌芽;法治实践和时代潮流促使董必武选择了学习法律的道路;法律理论学习有力地推动了董必武依法开展革命活动的自觉实践,在运用法律武器开展革命工作中,其法治思想初步形成。     

从《春秋繁露》谈德法互补

<春秋繁露>中德治和法治思想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出发,编造了君权神授的国家起源论并推导出法律的起源.     

法律全球化:预设、反思与展望

法律全球化的本质属性是法律属性和全球属性,法律趋同论、法律国际化论、法律多元化论在这两个属性上都不完备。国际社会并非统一的法治社会,而是基于自治自律的治理模式的社会。法律全球化并不客观存在,未来能否实现由世界结构的变化决定。经济全球化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要求寻找法律全球化以外的实现全球正义的道路。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     

新时代德治视角下的传统治国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深刻揭示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历史具有传承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传统治国方略中的民本论、用人论、教化论、修养论,是新时代德法结合顺利进行的本土资源,能为现实中的道德缺失现象提供治理经验与借鉴,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荀子、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之比较

本文以现代法治的视角,对荀子、亚氏二者法律思想的时代背景、人性论基础、价值基础、治国方略与手段、方法论等方面作了比较研究,着重分析荀子法律思想导致不了“法治”的理论根源。     

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从人性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其法治思想,认为法律应当具有至上性,制定出来的法律应该是良法;同时为实现其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还从立法和守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实现法治的具体路径。这些法治思想的精髓,为我国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治: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

法治作为规范和限制政治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与自然界一样,具有生态系统的某些特性.法治作为政治生态系统,其内涵远远大于法律和司法,法治不能从法律的内部推演出来;法治作为政治生态,需要与之相匹配且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民主、人权、自由、完政等政治法律制度与价值观的支撑和滋养,自然法思想是法治的理论基石;法治通过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达致政治生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