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或说“情词相称”,或说“情韵兼胜”,都肯定了秦观词的情,而且把他的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秦观所抒发的情感呢?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正确评价其审美价值。一、审美主体的悲伤情感的特征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观点。我国     

试论宋代的咏物词

<正> 诗以唐名,词以宋称。宋词又以咏物词著名。宋人咏物,对象既广,寄托亦深。除若干无聊词外,就其成功者试作探索,无论于评价宋词,或借鉴于今世,都极有意义。(一) 《词源》作者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唯“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方为上乘。《莲子居词话》也说:“咏物虽小题,然极难作,贵有不粘、不脱之妙”。宋诗人石曼卿写了一首咏红梅的诗,其中有“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两句,由于仅着眼于“形似”,过于粘着,且类诗谜,了无意趣。苏轼对此甚为不满,作诗讽嘲,并又以之入词。苏轼吟诗作画,一贯反对限于“形似”。他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潘岳文学刍论

<正> 潘岳,字安仁,是西晋太康文坛与陆机并驾齐驱的重要文学家。可是由于他的无行,后人多扬陆抑潘。黄子云说:“安仁情深而冗繁,唯《内顾诗》‘独悲’云云一首,《悼亡诗》‘曜灵’云云一首,抒写新婉,余罕佳构,昔人谓之潘江,过矣。”(《野鸿诗的》)也有大是潘岳文学实绩的人。陈柞明就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拆,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蓄不尽之妙耳。安仁过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准古法。……故安仁有诗而士衡无诗。钟嵘唯以声格论诗,曾未窥见诗旨。故其云     

漫论宋人咏春词

日月运行,寒来暑往,“天地革而四时生”(《易·革》)。四时景物的变换,往往会触动和影响人的主观情绪。陆机《文赋》:“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正说明春秋的盛衰景象不同,引起人喜悦或悲愁的感情也不同。刘勰也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这就更明白地     

诗的意境美

每当人们谈起一首好诗的时候,往住有此诗“感情真挚,意境优美”或“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等一类的赞语.所以,作为一首好诗,就应该有其独特的意境.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真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渭之无境界。”可见,诗词的意境,就是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和谐统一。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杜诗体别》引言

<正> 杜诗,盖难言之矣;昔人之论,亦既备矣,兹所欲重为揭橥者,约有二义: 其一曰“真”。诗莫贵乎真,有真情,虽匹夫匹妇,亦能有好诗,不求传而人自为之传。无其情而勉强为之,则假诗而已,虽鸿词博学,亦难必其一句之幸传。此考之文学史而确乎无可疑者。杜诗之不可及,亦正在有真情。王文禄《诗的》云:“杜诗意在前,诗在后,故能感动人;今人诗在前,意在后,故不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不专在诗,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故称‘诗史’。今人专意作诗,则惟求工     

论《诗大序》"情志"说对千年词学的辐射

我国第一篇诗学专论《诗大序》,在总结先秦儒家诗学的基础上首创了“情志”说。这一理论光源在煌煌普照诗学领域的同时,对千年词学亦产生了强烈辐射,由此引发了长期纷争不息的“情志”冲突。历代词学家或主张“缘情”,或主张“言志”,或主张“情志”统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探索,终于调和了“情”与“志”这一对词学矛盾,最后为词体文学作出了恰当的定体定位,使词成为以“缘情”之体貌蕴含“言志”之内核的复合体,从而在文坛上与诗歌并驾齐驱,相映生辉。     

论古代李清照评价中的理学色彩

<正> 李清照是一位具有超卓个性的不同凡响的女作家,其人格与作品都放射出动人的风采。然而,宋代以后,她固然以其“压倒须眉”的才调赢得过不少称誉,同时也招来不少贬抑之辞,其中,来自理(道)学方面的批评相当突出,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分析。一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易安居士)“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宋朱或《萍州可谈·卷中》说:“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元杨维桢于《东维子集·卷七》说:“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明叶盛于《水东日记·卷二十》中说:“文淑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欤!”而清裴畅评易安《词论》时则说:“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词苑萃编》卷九引)     

吟咏滋味 流于字句——诚斋诗味论探微

重“味”在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诗学理论中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的论语。汉代以降,以“味”论诗者代不乏人。但至诚斋之前,就主要倾向言诗味论大多讨论的是诗歌艺术尤其是含蓄蕴藉的诗歌艺术方面的问题。 诚斋的诗味论当然也包括这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内涵。《颐庵诗稿序》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竟,而不胜     

试析义山诗的词化特质

缪镇先生在其《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一文中曾提到：“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义山齐名，温之诗不及李，而于词则颇努力，建树甚卓；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义山诗的“词化”问题。在此之前，先要明了诗、词二体的特质及其区别。诗在很早就形成了以言志为主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孔颖达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可见，诗是表达人内心意志和情思的，属于人显意识中情志的活动，而中国传统诗歌的情志又常含有一种伦…     

别是一家词——论李清照

李清照《词论》所说“词别是一家”,系针对苏轼等人而发。其实,早在她之前,苏轼同时代人陈师道、晁补之和张耒诸人便指出过“子瞻以诗为词”、“先生(东坡)词似诗”、“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李清照正是根据这种流行的议论提出自己的命题。“词别是一家”,即词有别于诗,其论点如下:     

明代曲论中的当行论

当行，就字义而言，即内行。宋赵令　　　《侯鲭录》有：“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来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拿“当行”一词论词、论诗；拿“当行”论曲的最早当属明初的朱权，朱权《太和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     

“脱若”新解

《史记·游侠列传》云:“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北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解末句之“若”为“及”、“或”,译为“恰好象有天助似的,每逢他十分窘迫紧急的时候,总经常能逃脱,或是遇到朝廷大赦”。“脱若”不应当这样解释。脱,不是逃脱,而是轻快貌。“脱”的本义为肉离骨,《尔雅·释器》:“肉曰脱之。”邢(曰丙)疏引李巡曰:“肉去其骨曰脱。”由此引申出轻快义。《公羊传·昭公十九年》:“乐正子春(人名)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脱然愈,谓疾病迅速痊愈。《淮南于·精神训》:“则脱然而喜矣。”注:“脱,舒也。”脱然,轻快之义在上古常见,不赘举例。若,也不当训为“及”、“或”,而是语末助同,为形容词或副词之语尾,用同“欣然”之“然”(依《词诠》)。《诗·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郑玄笺:“沃若,犹沃沃然。”沃若,即沃然。     

论明代海南名诗人王佐的赠答唱和诗

王佐宦游二十馀年,与人交游中,写有不少赠答唱和诗。或主动写赠对方,或为主人所作题诗,或应友人之请而作,从中见其厚道之性,真挚之情,见其才识,"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大致有六方面内容:劝勉亲戚子弟,慰藉友人;赞颂友人的德行、才艺、武艺;送别诗以贺上任并抒难舍之情;思友诗写怀念之情;寄友人诗以写怀乡之情;在唱和诗中吐露己怀。分析这一类赠答唱和诗之渊源前人处,不少化自屈原赋、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诗作,也有的词语出自史书。     

辨《人间词话》之“真”

真乃《人间词话》之核心王国维《人间词话》最重“境界”,开篇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此“境界”之标举,固超乎流俗,独树一帜,然加细味即可发现,境界乃《人间词话》之主旨,而“真”乃“境界”之核心。正如王氏所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这里,境界包含自然景物与主观情感两大要素,然无论景还是情,皆赖一真字,舍真即无所谓     

纳兰诗不逊于词

一纳兰成德是位大词人,自清以来,文坛评价之高竟达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令人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诗。实际上纳兰不但写过诗,而且在《本传》上还说:“性德善诗”。他的老师徐乾学在《纳兰墓志铭》上说的更具体:“(纳兰)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丰格。”他的好友张纯修说:“其诗之超逸,词之雋婉,世共知之。”可见纳兰诗与纳兰词在当时还是并誉的。康熙三十年出版的纳兰《通志堂集》,其中有诗四卷,三百五十四首;词四卷,三百零九     

读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我尝谓宋词之有苏、辛,犹唐诗之有李、杜。李与杜诗风迥不相侔,前人并无异议;但近人却把苏、辛同归为豪放一派,虽大体不差,实未尽贴切。就我个人体会,窃以为苏近于李而辛近于杜。然刘熙载《艺概》有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其实细绎刘说,即就《艺概》中其它各条而论,亦足以证成鄙见。其一则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又一则云:“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再一则云:“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这些评语,实际上都更可说明苏词确近于太白的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