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天文学与东方天学的交汇——以康熙年间两次客星观测记录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在欧洲天文学革命之后,在天文观测特别是恒星观测方面欧洲的天文学家已经超过了东方。事实上,在17世纪中晚期,在偶发性天象的观测上,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机制仍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康熙朝,钦天监观测到两次客星现象,并利用西法制造的天文测量仪器,将这两次客星位置以精确的经纬度记录下来。这是基于西方天文仪器的测量技术与基于东方天学星占学的轮候观测传统偶然结合的结果。这两次记录很可能都是新星爆发,而记录中提供的数据亦有可能对现代天文研究有所帮助。     

超新星爆发的R-过程中微分方程的解

研究了超新星爆发的R-过程出现的微分方程,证明了在一般情况下的解的适定性,并对两类特殊情况的求解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唐代的天文管理

唐代的天文管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官方天文的管理,通过天文机构的改革和调整来完善天文观测与奏报制度,并试图建立一种旨在检验太史局(司天台)"观察天文"准确性和可靠程度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为保守天文秘密,唐对天文官员的职业素质做了特别规定;二是对于民间与天文有关的活动与事宜,唐王朝实行严格控制与禁止的政策,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     

古典文学天文研究的数字化探索及发展方向

在近年文学地理研究、现地研究和空间批评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天文意象开始受到学者的兼顾与重视,而数字人文天象模拟技术独特优势的显现更为其独立探索实践提供了重要契机。论文在学界研究个案基础上首次提出“文学天文”这一概念,认为古典文学天文研究应重点关注两个层面：一是“文学的天文”,具体体现在作家的天文时空观念和时代背景等“外层空间”问题;二是“文学中的天文”,主要是作品的天文意象空间批评所面对的真实与虚构等“内层空间”问题。论文还对文学天文研究的知识“求实”、数据“求广”、技术“求新”等发展方向展开了思考。     

从律令到判：唐代天文政策试论

以《唐律》为标志,唐代对天文玄象实行严格控制与禁止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在前期,中央政令由于制度力量的保证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而禁止＂私习天文＂、＂禁藏天文图谶＂的政策在民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这在现存唐人的诸多判文如《家僮视天判》中有生动体现。但是,随着太史局（司天台）的独立及天文机构的扩大,官方天文官员在安史战乱的冲击下出现了欠缺之势,朝廷迫不得已放宽了对天文玄象的控制,乃至向民间征召天文历算人员,这使得唐代的天文政策呈现出很大的弹性和灵活特征。在这种情势下,与天文历算之学的长足发展相适应,唐代社会中盛行着较为浓厚的星占风气。     

明朝回回天算家天文工作考述

宋元以后，回回天算家供职于中国天文机构，对中国天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本文从洪武中对回回天文历法典籍的译介、明回回天文机构的具体职掌和日常工作以及其天文工作的缺陷与不足三个方面，在学界第一次专门、系统地讨论了明朝回回天算家的天文工作。     

立志攀登高峯 誓为祖国爭光

我是江西省宁都县的下乡知识青年,从小爱好天文。为了努力攀登天文科学的高峰,使天文更好地为三大革命斗争服务,我坚持了十几年的天象观测,在一九七五年发现了天鹅星座的一颗新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和鼓励。我深深体会到,在业余天文科研活动中,只有坚持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正确方向,并且立下雄心壮志,不畏劳苦,敢于登攀,就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发现。     

宋代“天文院”考

宋代的天文事业十分发达。在天象观测、星图的绘制和天象仪器的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如以记录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恒星观测而闻名于世的“苏州天文图”,驰誉世界的至和三年(1054)对超新星的观测,北宋苏颂等人所制造的、被国际天文学界推为天文钟祖先的“水运仪象台”,都堪称为世界之冠。这一些,自然是与宋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天文机构分不开的。然而,我们对宋代“天文院”的设置情况,了解得还不够。比如,反映在有的著作上,单知道宋代有天文院,而不清楚有两个天文院。《梦溪笔谈校证》一书,引用了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的一段原文,校证者对这段引文标点如下:     

浅谈明清传教士传播天文知识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我国天文学的发展经历元代高峰之后,从明初到万历年间开始止步不前,之后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我国,带来了一些先进的天文知识--天文仪器、天文历算、天文著作,使我国的天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飞速发展时期.但是传教士在天文知识的传播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先进的"日心说"没有及时传入我国,望远镜也未在我国得到正常地使用.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传教本质属性的影响和国人对西学吸收主动性不够.     

论《淮南子·天文训》的音乐思想

《淮南子·天文训》以阴阳五行为理论起点,构建了音乐发生学的本体论结构,将音律与天文历法对应起来,并在建构以黄钟为基点的六律结构基础上,对生律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淮南子.天文训》的音乐思想是秦汉之际文化变迁的成果,也是传统数理思维的演化与拓展。     

中国古代天文学对传统农业的影响

天文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四大学科之一。中国在天文天象观测、历法制订推步等方面曾领先于世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高度发展 ,是政治、生产需求、人们求知欲交互作用的结果。农业是中国古代的主导产业 ,它对天文的发展形成了强大推动 ;与此同时 ,天文学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农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象观测和历法的进步 ,伴随和标志着农业及农学理论的重要发展。本文将从日月五星的观测、历法制订推步以及时节的确立等方面来探研中国古代天文对传统农业的深刻影响     

2009最佳天文照片：诡异的“宇宙之手”

据美国《连线》网站报道，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在这一年中，天文学家们利用各类天文望远镜拍下了大量精彩的天文照片。近日．《发现》杂志的著名博主、天文学家菲尔·普莱特从中评出了2009年十佳天文照片．并公布于《发现》杂志网站博客上。在博客中．普莱特详细地介绍了每幅照片的内容、拍摄地点以及相关历史背景。     

解读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

在朱天文以个体成长与族群历史为主题的电影文学中,"乡镇"构成了主要的叙事空间。乡镇既折射出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也折射着时代与社会的嬗变。本文从"身份"和"乡愁"入手探讨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以期解读朱天文以"乡镇"意象所寄寓的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内省,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传统弥散的悲剧性心态。     

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版《天文图志》

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版《天文图志》李学勤《天文图志》是我少年时期最喜爱的一本科普读物。我没有兄弟姊妹，所以很小就养成独自看书的习惯。那时北京旧书业兴盛，离我家不太远的东安市场有好多专卖旧书的书摊。大概是１９４２年，我在市场二道街一个小书摊上买到《天文图...     

都市·身体·语言——朱天文小说论析

朱天文是华语文坛上最优秀然而也是最难解读的小说家之一。从都市书写、身体书写与语言书写三个方面深入探讨,由此发现其一以贯之的后现代抵抗姿态。朱天文书写的台北是都市的台北、后现代的台北,借由这一书写,她填补了华文文学中书写抵抗后现代大都市的空白;朱天文的身体书写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借由书写情欲展开后现代分崩离析的认同探讨,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她对生命对时间的焦虑;而语言是朱天文作品最醒目的标志,她不断地试验中国文字的表现力,终于在《巫言》中大获成功,对她,语言/书写既是抵抗后现代的一种姿态,更是她生命的形式,她的原乡所在。     

学术动态

已故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先生遗著《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文选》经整理,最近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孙家遂同志任责任编辑,予计八五年上半年发行。张汝舟先生(1899——1982),安徽全椒人,是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他博学多闻,治学严谨,于声韵、训诂、语法、古典文学和古代天文历法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在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上能力排纷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为学界贡献极大。     

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在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通晓天文学、数学,以精通历法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在清钦天监任监副一职。作为钦天监的主要天文学家,徐懋德是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他们在北京的许多天文观测报告很快传回欧洲,引起欧洲科学界的关注。徐懋德与戴进贤在编撰《历象考成后编》的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历象考成后编》介绍了刻普勒天文学理论及欧洲天文观测新结果,是一部以西方天文历法为核心的较先进的著作。徐懋德与戴进贤密切配合,对中西天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宇宙尘埃:水的起源之地

在我们的太阳系,弥漫着许多直径在5～25微米的宇宙尘埃.说起这些尘埃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超新星爆发之后抛撒到太阳系的,有的是彗星解体之后的产物……当然,这里用“弥漫”来形容也许稍嫌夸张.事实上,1立方米的体积里甚至还不到1粒尘埃呢,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干净.只是在天文学家的视野里,即便这样,也显得尘雾弥漫了.     

略谈回回历法研究——兼评《中国回回历法辑丛》

在回顾中国回回天文历法的研究历程的基础上，评述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热点和成果。《中国回回历法辑丛》是马明达、陈静先生广事搜求、校勘整理而得的巨著，为回回天文历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李淳风及其《乙巳占》的科学贡献

唐代学者李淳风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 ,其著作《乙巳占》则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占星学典籍。但李淳风本人实际上是一位天文学家 ,在天文仪器制作、历法修订、天文著作编撰乃至数学、气象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乙巳占》本身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也具有极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