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成分回归的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中国1978～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通过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测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各因素的产出弹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贡献率。得出以下结论:技术进步、资本投入、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劳动力投入、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本文从提高资本利用率、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推进制度创新等角度提出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快速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考量

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技术与体制诸生产要素共振耦合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已成为国内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讨论的热点。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曾分别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形式反映出来的边干边学与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积累及知识资本等因素能够内生于经济系统;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变迁、制度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众多学者也对我国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渐江工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扩大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是评价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一个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以年均16.82%的增长率快速发展,考量技术进步在浙江工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廓清浙江工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对正确评价我省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式,促进其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易经”及我国经济增长要素的研究

经济增长要素的研究始见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则试图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繁荣和滞胀中，总结经济稳定增长的特征，预测未来经济的长期趋势，其中有突出成果的人物有哈罗德、索洛、斯旺、钱由努恩、斯拉法、罗默等人。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从理论上就三个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决定“协调成本”的制度因素作了深入研究，其后诺斯、刘易斯等人还引入了制度因素的分析。近来一些著作的分析对于增长要素作了更为细致更层…     

教育红利的形成机制及实证检验：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构建包含从业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人口年龄结构等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1997—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实证检验教育红利的形成机制。研究显示：该区域整体层面,初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大于技术进步系数,高级人力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分区域而言,上游的初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中游的高级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且高级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能够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下游的初级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高级人力资本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     

经济能悠闲增长吗？——有效闲暇的新人力资本效应研究

在服务业比重显著提高的现代经济体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依赖教育、医疗等传统投入，对闲暇时间中非正规教育的依赖亦日益增长。通过引入有效闲暇及其“玩中学效应”（Learning by Playing），本文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模型化构建，进而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扩展，更新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1995—2019年全球138个主要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有效闲暇所引致的新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可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高质量发展和闲暇增加后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积极的关联路径：技术进步和生活质量提高带来的居民闲暇增加经过优化配置，能塑造新人力资本、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有效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系统诊断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工业技术进步水平低下,工业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外延扩大再生产道路。加快技术进步速度,把经济发展迅速转到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扩大再生产轨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首要问题。从技术进步系统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考察,除了科学技术本身,经济波动、经济结构、科技投入、工业内部技术进步协同效果,宏观调控、企业技术进步是制约和影响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本文旨在对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索。     

基于抽样调查的规模以下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利用2006～2013年我国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文章从要素贡献程度的视角考察了我国工业各行业的增长方式.结论发现:(1)我国规模以下全部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为0.418,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度分别为0.389、0.125和0.068;(2)从推动因素来讲,规模以下工业的智力因素贡献为0.486,而初级要素的贡献度为0.516,说明目前我国规模以下工业的增长更主要为外延型增长(粗放式);(3)资本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偏向外延型增长,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偏向内延型增长.因此,为了实现规模以下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提高工业特别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和创新能力.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使用丁伯根技术进步定量评价方法,探讨全要素生产率对西安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市人口比例和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等因素对西安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应着眼于全方位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改变科技资金投入的来源,优化要素的配置结构,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使经济能够取得持续稳定的增长。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误差校正模型,估计出我国1952-1998年间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教育)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且技术进步仅仅可以由人力资本(教育)得到解释,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贸易开放度、科研支出、通货膨胀率等变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     

沿海五省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作用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五省的工业经济发展最为引人瞩目。沿海五省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 ,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成为全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其中广东由原来的工业基础薄弱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的工业大省 ,其增长速度比同期亚洲“四小龙”更高一筹。鉴于沿海五省的地理环境和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性 ,本文将沿海五省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放在同一坐标系中进行比较分析 ,以期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质量作出恰当的判断。一、技术进步对沿海五省工业经济增长作用总体状…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0—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能够克服解释变量与门限变量同时具有内生性的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第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双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低于最小门限值的低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当人力资本积累介于最小与最大门限值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转正但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高于最大门限值的高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三，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是造成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与方向取决于各自人力资本积累处于何种区制类型。本文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谈谈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关于我国教育的分析

一、我国教育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教育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规模,教育投入、产出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基础教育基本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在人力资本形成中充分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特别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国教育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现状还不尽理想,存在不少问题.     

浙江经济运行态势分析——与河南省比较

近年来在国内各省区的GDP位次中浙江第四、河南第五，保持了十余年之久。比较两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河南相比，浙江经济具有创新和经济活力充沛、民间经济力量活跃等优势，但也存在轻纺型工业一枝独大等问题。建议浙江积极进行结构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1997～200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研究要素投入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静态条件下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动态条件下市场成熟度、人文、制度等无法量化的因素对当期经济增长作用较大,从长期看能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水平,资本弹性下降,技术进步影响更为显著,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说法并不能成立.从区域差异来看,不同要素投入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对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如投资、消费及产业结构、进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技术的分析、制度等因素的分析，揭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并通过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对比揭示这一动力的变化，为中部地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对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借助Stata计量软件,以中国23大城市群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将城市群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推导基本吻合:中国城市群中,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的增长.     

提升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议

产业集群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有其独特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浙江的部分产业集群因创新动力不足而陷入了困境,出现这种负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突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知识产权制度的执法力度等是浙江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措施。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我国在1987～2005年期间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包括产业结构、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与制度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三大因素,劳动力因素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从而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渡阶段,从而为有关方面关于政策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