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文献回顾,然后采用统计软件EVIEWS以1 994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的股票市场数据,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从而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区域间民航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分析

本文分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民航运输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尽管国家水平上民航运输业的发展与经济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在区域水平上民航运输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因地区而异。文章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并给出政策建议。     

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

在三要素的生产函数框架下,本文应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技术研究了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GDP、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电力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一证据支持中国的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性,并且这两个变量是互相联系的假说。这一推断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可节省能源、采取能源保护措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利于促进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在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发展,电力要先行”的发展战略目前仍然有效。适当的“先行”可避免周期性电力短缺带来的经济损失。     

中国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及因果关系研究

采用BA I与PERRON的结构断点检验,对我国1952~2006年间,GDP增长与煤炭消耗时间序列进行了研究,发现各时间序列均为围绕着多个结构断点的分段趋势平稳过程。对去势之后的两指标数据构建VAR模型并进行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只存在着从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这一结论对于未来制订我国的环保与能源发展政策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黑龙江省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

为探讨黑龙江省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选取相关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黑龙江省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教育投资是影响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增加教育投资有助于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增长。     

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

采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黑龙江省1980~2006年的GDP与能源消费数据,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即黑龙江省的经济增长是非能源依赖型的。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与节能降耗的对策建议。     

中国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命题之一,目前,有大量的文献研究银行发展、证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对保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本文将从理论角度对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并指出保险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中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利用计量的方法对200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负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金砖四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起飞的重要资源,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东道国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本文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利用协整理论考察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刻画它们的动态均衡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长期内,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稳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内,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FDI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单方面吸引FDI的流入,印度的FDI也只能单方面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     

徐州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徐州市1978-2005的年度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性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徐州市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一时间段内,徐州市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二者呈现出长期稳定的特征,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基于生灭过程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

Friedman等人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证券市场能够在长期消除非理性交易者。为了对这个观点进行严格的定量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性交易者和理性交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用生灭过程刻画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在证券市场中增减变化的动态规律。结论表明非理性交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性交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基于随机动力系统的证券市场演化动态研究

为刻画异质交易者并存证券市场的演化动态，分析非理性交易者在市场中是否会最终灭绝，建立了一个随机动力系统模型，将新进入者对市场演化长期均衡的影响纳入模型，描述作为开放系统的证券市场演化轨迹。通过对模型的分析，讨论了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分析了市场演化系统的长期发展动态，证明在一定条件下，非理性交易者也可以在市场中长期存在。     

金融危机10年来中国股市动态演化与市场稳健研究——一个基于复杂网络视角的实证

将复杂网络理论最小生成树(MST)算法和滑窗分析相结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市震荡的背景下,以2003年至2017年的上证A股收益率数据作为实证样本,构建股票市场动态关联网络,并从网络节点移除和连边变化两个角度出发,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动态演化特征和市场稳健性质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网络结构整体上在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较为松散,而在金融危机和股市震荡期间则变得非常紧凑,节点的度分布和影响强度分布更加聚集。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和股市震荡期间,系统重要性公司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其股价的变化对其它公司将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的事件对股市网络连通性和稳健性的影响程度不同,区域性事件(股市震荡)比全球性事件(金融危机)对市场的冲击更大;短期来看,金融危机和股市震荡对网络连边的稳健性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整个研究时段网络的存活比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随着步长的增加,网络的存活比率急剧下降,这意味着股市网络相关结构的长期稳健性是减弱的。     

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     

基于市场参与者行为假设的股票市场量价关系研究

基于市场参与者非理性行为假设,从供给需求分析出发,研究股票市场的量价关系.首先假设市场参与者具有"急于实现盈利"同时"不愿结算浮亏"的行为特征,通过供求分析,给出股票市场中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然后设定初始均衡,采用经济学中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研究新信息到来时对初始均衡的影响,进而分析新信息的到来对成交量和价格的影响.结果发现,成交量和成交价格的变动正相关,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变动的绝对值正相关.最后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个股日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     

中国股票市场行业与地区效应分析

根据国家行业分类,参照地区的远近和经济发达程度,把中国股票市场的股票划分为21个行业、12个地区。依据中国股票市场从1995年7月到2001年6月的股票回报率月数据,利用约束回归分析法对回报率的行业和地区效应进行了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分析,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具有明显的行业和地区效应,并且行业效应大于地区效应。     

我国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基金的资金流量构造投资者情绪指标,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对股票收益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乐观情绪的影响高于悲观情绪,而极端情绪在我国市场中具有独特的预测能力。利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建立合理的情绪指标,可以作为预测市场未来波动的可靠指针,为我国证券投资者及监管者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我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小波多分辨的多元BEKK-GARCH(1,1)模型分析

汇率机制和股权分置改革加强了我国汇市与股市一体化程度, 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演化和几大经济危机爆发进一步增强了两个市场间的关联性。本文采用小波多分辨分析与多元BEKK-GARCH(1, 1)模型相结合方式研究了国内汇市与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 实证结果不仅表明两大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 还发现在不同交易周期下存在着不同的波动溢出效应, 短期来看股市向汇市有单向传递效应, 随周期变长发展为双向溢出, 其中又以汇市向股市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长期则仅有小幅度溢出效应存在于股市向汇市波动传递过程中。     

基于混频数据模型的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长期动态影响研究

股票价格时间序列与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原始数据的不同频直接导致传统计量模型在处理宏观经济波动与股票市场波动的关系问题中产生模型误设和估计偏误。本文运用混频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从水平值和波动率两个维度实证分析生产者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同业拆借利率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长期动态影响。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宏观经济第一主成分并构建一个宏观经济综合指数,进一步探究宏观经济总体状况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已实现波动率显著地放大了股票市场的长期波动。生产者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水平值和波动率均对股票市场长期波动产生显著影响;且其波动率维度呈现出较强的持续效应;同业拆借利率仅在水平值维度对股票市场波动长期成分产生微弱影响。宏观经济第一主成分和宏观综合指数的波动率对股票市场波动长期成分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放大作用,但持续效应较弱;而其水平值对股票市场波动长期成分的影响虽然微弱,但持续时间较长。     

中国沪深股市结构性波动的政策性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划分均值和方差变点的迭代累积平方和算法(ICSS:MV)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1996年12月16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日收益率序列进行结构变点的检验,通过将结构变点与重大事件对应选取影响沪深股市结构性波动的政策性事件,并根据选取的事件将样本区间分成13个子区间。为了避免参数模型中模型误设的缺陷,利用非参数GARCH模型估计样本区间的波动率;最后利用N-W核回归估计对非参数GARCH估计的波动率与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股市结构性波动产生的政策性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发现央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国有股的减持、允许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买卖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印花税等政策性因素是造成我国股市变结构波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