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主义:一个现实的乌托邦？

儒家宪政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探讨儒家与宪政关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发掘传统儒家控制王权的思想与行动,以此回应西方宪政实践的传统背景。这是一幅非常有诱惑力的政治图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儒家在传统中国控制王权是失败的,而其教化出的民众之精神也与宪政所需要的公民不相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应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对此,儒家贡献甚少。儒家比较规整与踏实的出路是回归私人领域的生活儒学。     

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生观论析

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套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其理论核心在于肯定人生中的"关系"并对之进行哲学阐释。"儒家角色伦理学"认为,世界是以"气"为根本范畴,贯通本性与活动、个体与关系的"关系集合体";人在多种境域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是"角色伦理"之人;人性基于一种特定的初始状态,在现实中成长、交往而逐渐形成。安乐哲的这种阐释从中西比较视野开拓了儒家人生观研究新的理论维度,对于理解儒家思想的关系性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儒家角色伦理学"从政治哲学反推至人性论的做法凸显了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其与儒家人生观的历史全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

作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上的一种概念突围,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论为现代秩序重构开辟出了一个本源性的理论再生视野。民主理念代表的公共精神被视作儒家天理意义上的现代秩序构造性原则。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反思性资源来审视此种政道论的思想价值与理论缺陷,而由之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再提炼与开拓也需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共和宪制视野中寻找新机。     

儒学与宪政的非兼容性——评儒家宪政派的理论谬误

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孕育的产物,作为迄今为止最具操作性、最接近人道价值的制度,仍然处在向未来敞开的进化之路上。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在"治道"层面上或许可以为宪政建设提供有限度的技术支撑,但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存在着文化基因上的非兼容性。当复兴儒学的文化意向试图转向恢复儒教"王官学"地位的权力诉求时,标榜复古更新的"后新儒家"就由学术上的荒诞走向政治上的反动,所谓"儒家宪政"既是对宪政的践踏,也是对儒学的歪曲。     

新儒家政治哲学及对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意义——以张君劢政治哲学为例

张君劢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坚持自由主义.他一生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致力于沟通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发掘儒家思想中的民主种子和理性成份,追求民主宪政,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的平衡及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结合.提出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及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对今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儒家潜涵的宪法与宪政思想

儒家的基本概念有其整体的表达方式,即强调动态过程、重视民本、趋向人文、要求道德实践,具有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特别关注发展人性的善端,提出和建立一套基本原则与价值系统来引导,规范国家权力。可以说,儒家对人、文化、社会和天下的认识中潜涵着一种根本的宪法与宪政思想。如何赋于它一个外在的理性的规范形式,将其转化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法典及治理法则,是宪政儒家必须面对的课题与挑战。     

兜底的宪政秩序:从国体论视角切入

在确立现代国家的宪制原则时,国体论重视国家的阶级属性,强调国家由谁执政的决定作用.政体论无视国家的阶级属性,重视国家对所有国民、公民的权利保护,因此更看重政权的组织形式.从后者伸张的各种政体理论支持种种宪政民主的治国方略,而国体论是不是完全可以排遣政体论的这类主张,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实际上,国体论主张的阶级专政,由于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前置准则,它也无法完全脱离开宪法需要、宪制规则和宪政秩序.只要一个政治体寻求政治稳定和统治有效,它就必须凸显一种兜底的宪政秩序.否则,它就会丧失国家权力的掌控权,陷入无法自我维持的政治动荡.     

儒家天道与政治的限度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现代政治儒学试图复兴天道观念,以之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或者良知的根据。这两种路径都将儒家天道观念本质化,无视其与传统知识系统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在关系,忽略了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有限性。对儒家天道与政治观念的本质化理解存在着思想性和历史性的双重迷失,且对儒家天道观念的现代转化毫无裨益。天道与政治不应当视为静态概念结构而应当视为实践话语,天道观念与政治权力互相生存、互相建构,才能深入到政治实践。在承认当前社会实在和社会观念的合理性基础之上,通过社会想象建构,儒家天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因素。     

阴阳哲理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命题组合结构——以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思维方式和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从"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政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等诸多层面,说明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方式.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读经、儒家立场与文化屈从

以读经为楔子,从政治与教化关系、传统重光与文化屈从三个方面,勾画了儒家经典权威如何被重塑、儒家价值立场和现实抉择在“现代”的基本处境。在比较分析中,凸显试图重光儒家价值的学者内在具有的“文化屈从”特点。并以源自西方文化的“现代”为参照,描述了儒家经典权威在文化断裂的社会变迁中,将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作为自证其现代性的基本方式,其实不是一种恰切的进路。而适度切割内圣与外王、政治与道德教化,反倒使儒家经典能够顺应时代变迁,重建其在现代处境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告别文化屈从。     

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建构初探

早期儒家对于孝道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早期儒家经典来看,早期儒家对于孝道的阐释主要是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儒家德目的关系入手进行思想建构的。文章对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道德条目的关系作了归纳和梳理,初步回顾了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对于理解儒家孝道思想的多重性有重要意义。     

《礼记·乐记》与儒家政治美学

<礼记·乐记>对"乐"的认识,集中体现了政治与审美互相渗透的儒家政治美学,其用意在于实现优美和崇高的一致.在儒家看来,作为一种政教之具的艺术,"乐"的制作应该由政治领袖来承担;"乐"与政治事务相通,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征政治事务;"乐"不仅意味艺术美的欣赏,更主要的是承担实施道德教化、推行王道和判断政治得失的政治功能.由此可见,儒家的政治美学其着力点在于崇高的政治目标,用崇高的政教来统摄优美的乐音,而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审美愉悦.     

英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家"与"国"——以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家国关系论"为参照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礼记》儒家的身份与情感焦虑

在《礼记》关于儒家伦理关系谱系的论述中,儒家的身份一直比较模糊,现实理想的角色是君子,想象的角色是圣人,实际操作中儒家却不得不进行一种和现实政治与伦理境域密切联系的角色选择。这种选择使儒家陷入了身份的焦虑之中。儒家不得不在道德理想和现世伦理间奔突冲撞,承受其内心的情感焦虑。儒家在现实的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中的中间人角色,使其在政治伦理实践过程中因身份缺失所导致的内在焦虑是难以实际消除的。     

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程朱、黄宗羲、王夫之、康有为、徐复观等儒家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特征。从最初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开始,直至自身本体论、方法论的建构,儒家政治哲学都体现出与儒家道德学说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在今日中国,儒家政治哲学仍具有生存的根基。不过,我们要认清政治儒学、西方社群主义同儒家政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其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     

论公共管理与宪政关系的历史演进

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关系是不断演进的。在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无宪法即无行政”,随着威尔逊范式逐渐占据主流,公共行政慢慢游离于法律。随之“行政国家”出现,宪政模式也由此发生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变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一种管理主义的复兴,由于逐渐脱离了宪政的规制和导引,引发了公共管理宪政基础论的重构。考察公共管理与宪政之关系的历史演进,不难总结出脱离宪政的公共管理,不利于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实现。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儒家礼教与妇女地位的边缘化

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男权统治的建立和加强是其主要原因,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礼教所提倡的妇德是以维护男权、维护父系的宗法利益为出发点的的,妇女政治地位的失落大致是与儒家礼教的正统化同步的。儒家妇女价值观通过其传承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古代妇女地位的变化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