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风水政治:中国农村墓葬空间秩序中的社会、市场与国家

“风水”是一套赋予空间内各要素以价值序列和因果映射序列的规则体系。依照“风水”规则进行识别,那些被认为处于价值序列的高位、在因果映射序列中占据优位并牵动和维系场景中人良好境遇的要素,可称为“风水资源”。而围绕这些“风水资源”所展开的权力配置和权利博弈,则是“风水政治”。墓葬空间秩序在村庄所呈现的样态,是风水政治的结果。“村庄中的散落样态”“村内集体陵园中的集合样态”和“公墓中的集合样态”这三种墓葬空间秩序,对应“风水的私人交涉”“风水的伦理统筹”以及“风水的国家和市场配置”这三类风水政治运作机制。对比发现,在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持续推进的当下,村内集体陵园和政府运营的公墓是墓葬空间秩序演进的方向,村级自治组织和政府是最适当的风水政治引导者。     

释“败绩”

《曹刿论战》中“齐师败绩”之“败绩”一词,现在通行注为“大败”,其义甚为含糊.这解释可能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大崩曰败绩”.在《左·庄十一年》有关“败绩”的一段文字如下:“凡师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由此可见《左传》并非从词汇意义的角度给“败绩”确定义界的.“绩”在《三体石经》里写作“速”.     

行业协会与政府合作治理市场的可能性及限度

优势互补只是行业协会与政府合作治理市场的基础,并非是合作的充分必要条件.组织性质上的“二重性”使得行业协会既有与政府合作进行市场规范的可能,也有被会员企业俘获的危险.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其促进行业自律的动力首先来自于企业个体理性与行业协会集体理性的冲突.其次,企业个体理性与行业协会集体理性的冲突及行业协会的集体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又决定了行业协会在不同情况下,治理动力的程度有所不同.同时,行业协会对市场进行的治理是有限度的,不同层级、不同生发方式、不同管理形式、不同区分度的行业协会自律治理的限度也不同.     

“组织化动员”失效的制度逻辑——一个“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的民族志研究

"城中村"改造的个案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一个结构完整、联系紧密的组织系统,上级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压迫"方式来动员"体制内"的下级政府或部门,但是,表面上按科层制规则运作的地方政府内部实质上存在明显的"自治区"现象,让政府有关制度的产生或执行过程变成了不同部门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竞争过程,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动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同样用"体制内"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来动员"体制外"的村集体组织,但村集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已不存在计划体制下的权力依附或资源依赖关系,其不仅不屈从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反而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治区"现象来扩大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机会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用"体制内"方式动员"体制外"资源的能力明显弱化.如此,地方政府自上而下不支付经济成本的"组织化动员"走向失效.     

论"三民主义"理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三民主义”是一种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社会的理论。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民生主义的目标和民权主义的政府建构,是自相矛盾的两极:民生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以培育中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改造方案;民权主义设计的却是个“大政府小社会”模式。由于理念上的矛盾和缺乏付之实施的条件,社会改造无法实现,而“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则为国家权力挤压社会自治空间留下隐患。它在尔后实践中产生的弊端,值得人们思考和总结。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空间关联性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作为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其相互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视。以2013年和2016年30个省市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进行理论探讨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务之间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并且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财政收入汲取率、财政自给率以及财政收入稳定率与负债率呈正相关,而GDP增长率和城镇化率与负债率呈负相关。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债务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同时对中央政府实行省域间的政府债务区域差异政策和监督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与近代传媒法制

辛亥革命成亦传媒败亦传媒.1903年的“苏报案”是辛亥革命前史中第一次革命高涨期的直接契机,1911年8月的“大江报案”则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南京临时政府初期在传媒法制方面,曾经推行了比当时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广泛更宽容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1913年袁世凯政府制造的“癸丑报灾”成为了民国传媒法制的转折点,1925年的火烧晨报馆事件则预示了近代传媒法制中“不宽容”时代的诞生.辛亥革命时期传媒法制思想的光与影同在,值得我们汲取和警觉.     

政府嵌入、社区整合与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 基于“制度—生活”分析

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成效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公共资源如何传递 到牧区村庄,又如何转化成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制度Ｇ生活”分析框架,从“制度”与 “生活”关系互动的视角出发,对西藏阿里 G 县牧民的集体化发展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发 现: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牧民社会“互动共治”的结果.地方政府强力嵌 入牧民社会,通过选派驻村干部、提供政策项目等方式,在尊重牧区生计模式的基础上,推动 牧民社会在集体制度框架内发生有序变迁.村集体承接政府公共资源,主要采取情感联结、 利益联结等柔性整合手段,将牧民集体化发展从“制度”形态引导到规范的“实体”形态,有效 实现了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在上述集体化发展过程中,制度与生活的持续互动,使牧民的 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牧民看到解决自身生存危机的可能,利益一致性唤起了对于集体 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此促成牧民集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横向政府间公共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横向政府间由于微观自利性与集体宏观理性矛盾,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经济人”和“资源稀缺”假设成为博弈起点,通过集体行动逻辑视角对横向政府间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博弈实证方面,政治上“试点权”谋夺和政绩考核竞赛、市场上“市场壁垒”和“道德风险”、制度上“税费让利”和保护性法规政策是其博弈场域。因此,推动横向政府间进行执行合作,走向正向博弈,需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选择性激励,在市场层面上进行权属界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外部强制,使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     

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在微观的农业改革实践中,村社组织发挥集体统筹优势,采取“社区本位”的原则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解决了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难题。实践中“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赋予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村社组织提供多元主体需求整合和利益协调的组织基础,二者共同奠定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此外,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得以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营造的社会生态。该社会生态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农业经营改革氛围营造与物质基础改造、村集体落实地方政策的“社区化”调适和农业服务市场的竞争与发展。因此,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重视发挥村社组织的能动性和统筹优势,更需要重视营造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态,为村庄发展和产业兴旺奠定良好的基础。     

论成片开发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内涵与认定优化

采用理论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对成片开发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内涵与认定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符合特定条件的成片开发纳入公益需要的情形。成片开发是否符合公益要件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空间、规划、审批、标准”4个规范要素。具备规范要素的成片开发构成公益需要的一种情形,转化为可实施征收的规范意义上的成片开发。成片开发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内涵体现在成片开发的规划相符性、政府组织性与用途综合性。但现行规则似乎仅承载着“缩小征地范围”的功能,而未能形成一种公益的认定机制。研究认为：为防止成片开发征收偏离公益轨道,在程序上,有必要将省级以上政府的批准程序改造为公益认定程序,强化省级以上政府的公益论证职责;在标准上,应当对成片开发征收进行类型化,合理确定最低公益性用地比例;在公益实现方式上,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式的优先性。     

女排精神：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以《人民日报》（1981—2016）相关报道为例

本文将借助集体记忆理论,通过分析1981年至2016年《人民日报》关于女排精神的报道文本,研究媒体如何建构女排精神,使其成为一种激励国人的精神力量和集体记忆.研究发现媒体对女排精神的内涵阐释从改革开放初期顽强拼搏、为国争光,到改革攻坚阶段的不忘初心、永不言弃、实现中国梦,这一变化是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加强了国家认同.集体记忆是一种选择性记忆,政府为媒体议程设置,媒体对女排精神的传播以影响民众.媒体在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发挥了再现记忆和创造记忆的作用.     

从初级社产权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得到的启示

初级社是我国农业集体经济的萌芽形态。本文历史地考察初级社产权关系时 ,着重剖析了“私有土地的联合使用”这种制度安排的功过是非 ,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集体资产的无差异共同占有制度改造为有差别共同占有制、当然的“委托—代理”关系改造为契约性质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构建集体资产的自由流动机制是深化农业集体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     

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 1954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 542 9/2号文件是新的亚洲政策的纲领。与杜鲁门政府的亚洲政策相比 ,艾氏政府的新政策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 ,在美国亚洲遏制战略中中国已被看成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在实践方面 ,新政策也体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如美国提出了建立“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及“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的构想     

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关系重新定位的思考

由于政府代替集体行使资产所有权造成了产权模糊 ,要彻底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 ,乡镇企业改制就必须围绕集体产权进行改革。本文指出 ,长期以来政府对乡镇企业的干预 ,严重扭曲了集体产权 ,乡镇政府应当彻底退出企业运营管理 ,建立有效的集体决策机构     

收益分配视角下政府嵌入式合作脱贫——以吕梁市岚县合作脱贫为例

“地方政府+专业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合作脱贫模式是建立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同时嵌入政府主体的新脱贫模式。通过研究发现，该模式具有显著脱贫作用，但现阶段在脱贫成果分配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1）地方政府发挥的引导作用明显，但其实际收益远低于理论收益，应建立补偿和奖惩等配套机制来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2）专业合作社作为风险主要承担者，其实际回报已经高于其理论收益，对不合规的合作社应进行规范和淘汰；（3）村集体在合作脱贫中边际贡献最大，但其实际收益远低于其理论收益，村集体经营管理能力急需提高；（4）贫困户在脱贫中属于弱势群体，虽然多数已达到脱贫的基本标准，但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仍处于被动地位，贫困户的利益保障机制急需建立，以此来巩固脱贫成果。     

浅议电子政务与管理改革

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影响和改变行政的管理方式,电子政府的建设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方式.电子政务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观念,电子政务的发展过程是运用信息化技术对政府管理流程进行不断改造和完善的过程,从而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重组优化,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制约,建成一个精简、高效、廉洁、公平的政府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