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中期武官“文教化”现象初探

随着明代"文武兼才"国家教育制度的推行及"偃武兴文"社会风气的兴起,明初武职的文化教育活动业已发展,至明中叶呈蓬勃之势。自勋贵到千百户的各级武臣及其子弟迅速摆脱短文少礼的尴尬处境,与此同时,具备高级文化素养的武官亦不断涌现,武职的"文教化"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明中叶以降"以文统武"机制形成,进一步刺激武职文教进程,武臣们积极参与举荐、武举甚至科举,谋求家族的多元化发展,并努力渐染文雅,通过融入士大夫文化圈来维护自身社会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明代武职世袭禁锢有所松动,而武官群体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多元化倾向渐趋明显。     

康熙时期八旗武官选任探论

八旗武官的选任,事关八旗兴衰,作为一代制度,它确立于顺治年闻.康熙时期的八旗武选承前启后,其选任制度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用人方式突出地反映为重军功、用才俊.这种用人方式,后来演化为有清一代八旗武选的两个基本原则;但康熙帝选官,重视宗亲势力、勋旧世家以及近臣亲随的任用,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卫所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明清蔚州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全国普设卫所,至清初方裁改,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历虫演变进程,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基层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明清时期蔚州地区在经历蔚州—蔚州卫—蔚县的政区演变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分享与重新配置为讨论的重点,生动呈现了卫所制度兴废与基层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康熙时期八旗武官的选任及其特点

康熙时的八旗武官选任制度承前启后,与顺治时期相比,其重大变化在于:族属、旗界的根本打破,尝试委任汉员,并形成对拟选武官的引见制度,就用人方式而言,突出地反映为:重军功,用才俊,这种用人方式,后来演化为有清八旗武选的两个基本原则,但重视宗亲势力、勋旧世家以及近臣亲随的任用,也成为康熙朝八旗武选的鲜明特点。     

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

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董倩庶吉士制度是明代首创的，以科举制为基础，新科进士须继续求学三年，尔后再授官任职的一种培养高级官吏的制度，对明代的政治史、行政制度影响很大。《明史·选举志》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     

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

明代辽东都司管下的三万卫,因其官员数量大,蒙古、女真又占了绝大多数,久为学者关注。三万卫蒙古、女真官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永乐时期迁来的寄籍"达官",受朝廷优养,与三万卫只是带俸关系;另外还有属于军籍身份的。属军籍武官的女真、蒙古,大多是洪武时期通过垛集和归附途径充军卫所,与汉族武官身份实无二致,故有种种制度约束。导致身份差别的原因,是太祖、成祖时期的民族政策所致。     

明代海防军船考——以浙江为例

明代海防是中国古代海防的主要成熟阶段,除了沿海卫所的设立,备倭军船在明代海防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历来研究明代海防、御倭备倭的著述较多,而对海防军船缺乏专门论述。本文拟对明代海防军船做一些初步分析,尤其对明代海防重点区域的浙江海防军船做一些归纳与考证。     

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

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率领起义军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 明朝建立后,朱元津即着手统一东北地区。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部司”),元朝官吏纷纷归降,其中有海西右丞相、朵颜元帅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鲸海千户和牙兰千户等。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明大将军冯胜率大军进去农安等处的元军,一元将纳哈出所部二十余万众归降,这对明朝统一东北地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后,明朝又进军松花江流域等地区,清除了元军的残余势力。为了管理好这一地区.明政权先后于奴儿干都司下设置了大量卫所。卫是次于都司…     

日本政坛怪相:世袭政治家

世袭政治家在日本长期存在而且占有相当的比重,成为日本政坛的一个怪相.世袭政治冢的继承方式包括子承父业、亲属继承、秘书接班等多种路径.这种现象为何能在日本长期存在?从大的方面思考,受传统文化方面的影响,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自民党政权长期执政所致,是其主要原因.近年来日本社会对其批评和反对之声空前高涨.减少或限制世袭政治家数量,不仅涉及到政治家的个人利益和政治生路,还直接影响到主要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在日本现行选举制度架构下,要推进相关改革措施无疑会困难重重.     

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

本文论述了明代官员考察制度化的过程及其内容。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官员考核制度成熟的标志。由于明代封建专制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制度的推行受到各种权力的干扰,加之明代后期政风腐败以及考察制度本身的一些弊病,使罢黜不职官吏的制度反而成为滋长贪污腐败和党同伐异的工具,最后趋于瓦解。但明代官员考察制度本身的一些内容,于今日仍有很多可惜鉴之处。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考论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主要用于防范“怀挟”作弊,是在继承前代特别是元制的基础上,根据明代具体情况而设置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乡、会试搜检官及军士的简拔、搜检方式及对作弊者的惩治等;该制对维护科举的公平、公正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制度滞后和执法不严等弊端.     

明代内阁制度与党争

明代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从它确立起 ,阁、部关系就十分紧张 ,阁臣之间亦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任用私党 ,排除异己。同时内阁与阉宦之间时而斗争 ,时而勾结 ,从而导致党祸绵延不断。故笔者认为 ,党争和内阁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这是明代党争激烈的重要原因。     

《明代黄册研究》评介

黄册制度是明代有关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研究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系明代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课题之一。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记载进行的,其中绝大多数论说,又往往偏重于制度史本身的考察。即使在制度史方面,历来研究中仍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有的解释或论断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明代黄册从其内容来说,记载着明代户籍与赋役的基本制度,但其表现形式乃是定期攒造的一种官府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评介

中国新史学经过了近一个世纪发展,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成就斐然。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研究的深度体现在一方面是对新出土简牍墓志碑刻等资料进行整理利用;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正史史籍等史料深入挖掘,对史料的解读继承了古人的成就并有新的突破,从而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在研究广度上,举凡古代史涉及的传统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之上,一些新的领域也被开拓出来。政治制度史中职官制度的研究,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老问题,不过仍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是否能够准确把握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对我们能否全面了解古代社会政治、经…     

从碑刻看明代官方“阴阳学”机构

以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保存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仁爱邑侯永定阴阳生僧巫省役德政碑》为引,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官方"阴阳学"始于元代的阴阳教学和管理机构,发展至明代,更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地方性官方机构,主官方阴阳学教学和管理之职,兼司钦天监之责,及组织官方的祭祀仪式。而碑文中"阴阳学"的人员包括有职官训术、阴阳生、阴阳僧、巫等,文献记载这些都必须是通阴阳、懂术数之人,其中职官和阴阳生多为世业子弟传承的,而职官的荐举是严格的,阴阳生更是明代世袭阴阳户籍中的力役,所以,明代"阴阳学"是官方掌控属邑阴阳人士的主要机构。因此,该碑文为研究明代"阴阳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制度变迁与明代官员病患叙事的演变

明代对官员因病请假、辞职和请求致仕的管理主要涉及致仕制度和老疾制度,从明代前中期到后期,两项制度日趋严密和严格。皇权对官员的控制日益加强,官员越来越难以实现个人的诉求。在此背景下,官员不断丰富奏疏的内容,变换叙事的角度,以获取皇帝的同情和信任。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的病患叙事呈现出四重演变趋势:由铺叙病情到预测病势、探析病因;由陈述医治结果到引述医生的治疗与康复意见;由叙说患病个体的经历到展现患者家庭的境遇;由描述耳目、四肢的感受到强调脏腑的体验。     

明代督学制度述论

明英宗正统元年提调学校官(后改称提学官)的设立,标志明代学校教育专门管理制度的确立。此一制度是明为加强学校管理而确立的,督学之职掌为提督一省之学政。明廷对于督学的任职资格非常重视,“非经明行修,厚重端方之士,不以轻授”。对于督学的具体职责,明廷于正统元年、天顺三年和万历三年颁布专门敕书,即提学敕书,予以具体的规定,每朝也都有一些补充规定。明廷还对提学官按时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优异降调有差”。督学制度的设立,从组织上保证了学校的管理有专人负责,这在人治为主的封建社会中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专官造士”的目的。其中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到明朝后期,随着朝政的腐败,督学制度也逐渐败坏     

班军:从操练之师到职业工匠——明代北京城防御战略转变的一个侧面

班军本为戍守京师而设,然承平日久,班军却从操练之师渐渐演变为职业工匠。这一转化的过程,既是卫所制度和班军制度嬗变和没落的过程,同时也是明代北京城军事防御战略转变的结果,即从原来战备型的操练防御转变为承平之时以长城为防御屏障的日常防御;从以北京城为中心转变为以京畿地区为中心的战略防御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明代宁夏镇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宁夏镇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从明代的军制入手,在探讨明代的都司卫所制度、军屯、军户、勾军、清军、募兵以及军制的变化等问题时涉及到宁夏镇的相关情况;二、把宁夏镇作为九边之一,在对九边进行整体论述时,涉及到宁夏镇;三、以宁夏镇为个案进行研究;四、从考古学的角度入手,研究宁夏镇的长城及其沿线设施。相关研究虽然成绩斐然,但以宁夏镇为专题的微观研究还显不足。     

都护制度研究的新成果--读李大龙著《都护制度研究》

历史上,中国经略边疆民族地区的机构及其职官甚多,其中都护府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历史现象已引起一些人的重视乃至探讨。非常明显,它既是制度史、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又是边疆学、民族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从上个世纪起,特别是近20多年,围绕“都护”发表许多论著。由于学人共同努力,对其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然而,这个课题的研究至今仍有些空白需要填补,似事而非的说法应当明确,不少舛误理当纠正,必要的理论早该提升,更需要从个案研究转化为整体构建,从制度层面深入解剖,写出一部完整系统的专著。青年学者李大龙先生深知该课题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