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案头戏剧”的案头式研究——读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

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明清杂剧相对于元人杂剧及南戏、传奇等而言相对薄弱。其所以如此,或主要因为在许多人眼中明清杂剧乃是一种“案头戏剧”。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角度言,“案头戏剧”总带有一丝否定的意味。在许多剧评家那里,戏剧非被诸管弦、奏之场上不为功,一为案头,     

论汤显祖的诗学观与晚明曲学批评

对于汤显祖传奇创作的界定、评价,晚明至清时期的戏曲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甚至多有指摘,"沈汤之争"引发的戏曲创作及研究的争辩热潮一直延续到清代。在晚明汹涌的曲学思潮演变的时代背景中,汤显祖锐意创新,在晚明曲坛独树一帜,更为明传奇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整体发展开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其《玉茗堂四梦》的创作,集中体现了汤显祖诗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即倡导"意趣神色"的诗学本质观,讲求"字句转声"的曲学声律观,和追寻"率性而已"的诗学实践观。     

浅论沈璟对戏曲理论体系构建的探索及影响

明中叶著名戏曲理论家沈璟针对当时戏曲创作出现"案头化"倾向,剧本与舞台演出愈益脱节,给戏曲艺术在民间的传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现象,提出"僻好本色"、"合律依腔"的主张,同时提倡学习宋元古剧,举起"返古"的旗帜。"本色"、"格律"和"返古"三论共同构建起沈璟"场上之曲"的戏曲理论体系,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浅论传奇《紫钗记》对小说《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创新

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中,《紫钗记》居其首,是在唐传奇小说《霍小玉传》的基础上改编成传奇剧的。主旨是讴歌婚姻自由和纯真的爱情,揭露封建门阀制度的腐败,揭示人民百姓和封建特权阶级之间的矛盾。《紫钗记》不仅继承了唐传奇小说针砭现实的的批判精神,还根据新的主旨对作品的人物和情节加以改造,有所创新:霍小玉成为情之所至的代表,李益变成忠于爱情的翩翩佳公子,剧中加入了代表统治阶级的卢太尉,强调并提升了黄衫客在霍李完婚中的关键作用。这是汤显祖一部成熟的作品。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

吴梅弟子是晚清民国戏曲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他们的传奇杂剧表现出共同的思想特点、艺术趣味和文化品格,堪称传奇杂剧终结时期的突出成就和重要标志。吴梅弟子以传统的戏曲形式表现对时代的、民族的思考及对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从而使古老的形将消亡的传奇杂剧获得了新的精神生命。在戏曲体制上,吴梅弟子既坚持传统戏曲的艺术趣味和体制规范,又能进行适度的调整与改变,尤其重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的统一,及戏曲的音乐性、舞台性和文学性的协调。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在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转换之际具有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清代昆曲工尺谱中的《牡丹亭》

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是昆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之作.《牡丹亭》在清代昆曲工尺谱中的收录折数与具体出目,动态地反映了该剧在不同时期的演出频度、热度与戏曲史地位.各曲谱对《牡丹亭》原作的文字删减与改动,既折射出昆曲的场上特点,又体现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工尺谱中板眼与口法标记的不断密集,则是昆曲唱腔在传承过程中逐渐细化、规范化的具体表现.清代昆曲工尺谱中《牡丹亭》的文字删改与符号发展,均以文人传奇的世俗化为方向,最终服务于舞台,适应于普通观众.     

"敕撰三集"与日本诗坛风会

日本平安朝初期的诗坛风会较之近江、奈良朝的诗坛风会,既有相异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而这都充分反映在"敕撰三集"中.就相同的一面而言,将汉诗当作娱情遣兴的工具和崇文尚雅的游戏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至于相异的一面,则主要表现在摹拟六朝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诗的趋势所代替.这种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的进步.     

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看中唐诗与小说之历史演进

中唐诗与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联袂与分流的历史演变轨迹,这是俗文学潮流的推动所致,也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考察《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可以见出,中唐小说与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互动生发关系、传奇小说的诗化倾向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重评汤沈之争

明代中叶,是我国戏曲史上传奇创作的繁荣时期。而就在这时,汤显祖和沈璟这两位戏曲家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即戏曲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以前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汤沈之争的起因,是由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他们认为,明代万历年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这一新的生产关系的新思想也在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内初露头角,而汤显祖则是这一新思想的代表,他要在戏曲中宣传这种“反封建、反保守的民主思想。”相反,沈璟是封建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     

李开先及其同仁的戏剧理论——嘉靖隆庆五十年的剧论走向

<正> 一中国戏剧批评理论的成熟大约在晚明清初。这一阶段中,沈璟、汤显祖的理论偏向被王骥德溶合在体系化的《曲律》之中。潘之恒的戏剧表演理论又与《曲律》等曲论著作,从案头文学和场上表演诸方面分别构成了中国戏剧理论的整体结构。李渔的长处正在于有机地揉合了前辈理论的偏执之处,在《闲情偶寄》中把中国剧论全面地总结成为一个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带有浓厚的实用化和经验性的趋向。那么晚明清初,作为戏剧理论的黄金时代,其鸣响的先声何在,矗立的基础何在?     

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汤显祖致力教育的主要原因

汤显祖致力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除了遵循封建士大夫和学者倾心教育的普遍性原则之外,还在于有着他个人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把教育作为实现其"匡时救世"政治思想的另一种方式;二是昭示对张居正借取缔讲学、毁禁书院为名打击讲学之人(其中有不少是汤显祖的师友)的专制主义的不满;三是受泰州学派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对传统儒学教育有叛逆倾向.这三个原因促使汤显祖能对教育倾注极大的热情,并在时机合宜之际(如贬官徐闻、任官遂昌)为当地的教育作出实质上的贡献.     

宋代笔记中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考探

文章以宋代笔记为范畴,探讨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认为唐人及其诗歌对宋人的影响深刻,宋人具有普遍的无意识崇唐倾向,对唐诗多持肯定态度。但宋人对唐诗的接受亦有保留的一面,往往根据宋人的＂尚理＂思想,对唐诗加以批驳。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作为最早的一篇词论,历来备受关注,但学界往往侧重揭示其对词体软媚风格确立的奠基意义.其实由于面向"西园英哲"和"南国婵娟"的双重对象,<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花间集>中所收录作品也与序言中所揭示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这种作品与序言在审美上的一致性,可以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悲情——唐传奇的情感基调

与唐诗抒情格调的多样性相比,唐传奇比较普遍地呈现出悲情色彩,悲情堪称唐传奇的基本格调。这种悲情格调具体表现为世乱之忧等多个方面,其成因与唐代时事之动荡及政局之混乱等密切相关。通过唐传奇的这种悲情格调,可使我们对唐人的精神风貌及唐代政治文化等有着进一步的理解。     

从《唐诗别裁集》看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说——兼论沈德潜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清代沈德潜以风格作为编选诗集的准的之一,对诗人作品的分别去取和品评裁定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文章将零星散布于《唐诗别裁集》中的序言、凡例、点评等评论性文字进行细致梳理,综合《唐诗别裁集》前、后两个版本关于代表性诗人诗作的选评情况,并与《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和《古今诗删》等唐诗选本相比对,从而推演出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轨迹,并深入探讨沈氏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唐诗的典范作用

唐诗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后世诸代诗歌创作取法的典范 ,宋人模仿唐诗而兼力图自立面目 ,金、元两代诗坛亦以唐诗为准的 ,明清诗人宗唐已有相当的理论自觉 ,并表现出抑宋扬唐的倾向 ,近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取向都深刻地为唐诗所影响 ,唐诗以其“如初发芙蓉”的美学特征和深厚蕴含浸润了中国诗歌。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