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儒学与宪政的非兼容性——评儒家宪政派的理论谬误

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孕育的产物,作为迄今为止最具操作性、最接近人道价值的制度,仍然处在向未来敞开的进化之路上。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在"治道"层面上或许可以为宪政建设提供有限度的技术支撑,但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存在着文化基因上的非兼容性。当复兴儒学的文化意向试图转向恢复儒教"王官学"地位的权力诉求时,标榜复古更新的"后新儒家"就由学术上的荒诞走向政治上的反动,所谓"儒家宪政"既是对宪政的践踏,也是对儒学的歪曲。     

儒家潜涵的宪法与宪政思想

儒家的基本概念有其整体的表达方式,即强调动态过程、重视民本、趋向人文、要求道德实践,具有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特别关注发展人性的善端,提出和建立一套基本原则与价值系统来引导,规范国家权力。可以说,儒家对人、文化、社会和天下的认识中潜涵着一种根本的宪法与宪政思想。如何赋于它一个外在的理性的规范形式,将其转化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法典及治理法则,是宪政儒家必须面对的课题与挑战。     

从几次宪法变更看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

作为集中体现法治理念的宪法,在我国历经几次修改修正,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宪政理念的变化。以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行的宪法性文件《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为始,考察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几次宪法变更,可以从中厘出一条关于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脉路;从不成熟的模仿到立足国情日臻成熟;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从以党代政,阶级本位到民主施政、经济本位。     

宪政智慧与实践下的治理腐败之道

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抓住权力治理腐败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是宪政的智慧。近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力度及强度前所未有,但腐败未得到有效治理,表现出我国在反腐倡廉工作的宪政不足。其中对宪政的认识偏差影响着我国的宪政的进程,宪政中的制衡这一刚性条件给治理腐败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全方位对权力的监督的疏漏使腐败有机可乘。因此,在治理腐败的艰巨任务中对宪政澄清认识,构建宪政规制是进行治理腐败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宪政建设的价值追求。     

中国宪政架构下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之重构

宪政的基本理念在于限制权力 ,保障人权。依法治国 ,实现行政法治 ,迫切需要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这是行政法进一步发展对宪政所提出的深刻挑战 ,也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重构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现行宪政体制出发 ,建立中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 ,以此重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 ,方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诉权 ,实现民主政制。     

从反思启蒙心态到儒家价值的普世化期盼——杜维明启蒙观探微

反思启蒙心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通过发表文章、与诸多国内外学者对话等形式探讨和反思启蒙问题,试图揭露出启蒙盲点,从儒家传统价值资源中寻求新的普世化精神来回应启蒙困域。杜维明的启蒙观主要包括启蒙心态的反思与批判、反思启蒙立场的分疏、启蒙心态的中国境遇、助启蒙走出困境的儒家普世价值等。     

从统治主体与客体关系看儒家的理想国家论

儒家追求的理想国家是"生命共同体、教育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有机结合的整体。作为统治主体的"君主",应充当民之父母的角色,服务于作为统治客体的"民","士"作为统治集体的一部分,以其独具的独立、自律、主动、未受任何权力和关系制约的特性,辅佐君主的同时,又对最高统治主体起到牵制作用。民作为"国之根本",是统治主体权力的根源所在。"君主"与"士"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修身、排除私欲、归"人民"于"道心",才能真正化解统治主体与客体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天下太平,建立和谐的国家。     

从《诗经》看儒家伦理与周部族文化的关系

儒家伦理与西周文化的紧密关联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一般的儒家伦理研究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它跟周部族拓荒时代的关联。儒家伦理如何受到周部族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中可以认识到。尤其是《豳风》,《豳风》反映了周族先贤在豳地的经历、生活和文化,儒家伦理受《豳风》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伐柯》这首诗上;此外,《大雅》的《公刘》、《绵》等诗篇对儒家的政治伦理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诗经》的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伦理确实受到了周族先贤及其文化的影响。     

从儒家知识理念看西方文学理论的阐释误区——对“强制阐释”现象的另一种反思

从根源上看,“强制阐释”现象是西方经验科学下的知识观念在人文学科领域无法获得普遍有效性的结果,经验知识在价值领域的无能为力使西方文学理论最终走向“强制阐释”的歧途。儒家知识观念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认识论的知识观念,它将“学”理解为个体的成长、体悟过程,所谓为学也即是个体完善自身道德素质、成就个性自我的途径。在这种知识理念之下所生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感悟、体验特色。在当今文化语境下,这种指向人性本身的文学理论观念对于纠正西方认识论话语体系下的文学理论偏颇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治下的民主——作为宪政原则的人民主权和法治之理性分析

作为宪法原则的人民主权与法治,二者的关系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一方面,法治须以民主为前提,民主用法治来保障;另一方面,作为宪政原则的法治,又对民主即多数派决策形成某些限制。这种关系存在的原因是人类的自利和无知等非理性因素,可能使不加任何限制的民主导致“多数派专制”,法治即是人类通过理性的努力对民主缺陷的限制。认识这种法治下的民主之重要性对当前中国的宪政建设很有助益。     

学以成君子——儒家君子之学的来源与形成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君子引领社会风尚的道德文化共同体。春秋霸政时代的贵族君子,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教养与责任担当精神。霸政之后,贵族君子逐渐不守秩序,丧失教养,导致“礼坏乐崩”。孔子发现,赖以支撑社会稳定的礼乐秩序首先需要君子的引领。贵族的倒掉是由于他们放弃了执守政治与社会的担当,其内在原因是对自我修身的放弃。孔子修《春秋》,重整社会秩序;以贵族的文化教养与担当精神教化弟子,塑造了传统贵族倒掉之后的第一个民间君子团体儒家学派。《论语》中的君子具有为政者与道德文化典范的双重意义。儒家的君子之学是以修身成就自我德行,以安人引领社会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儒家文明与现代化的价值之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哲学视角

以物质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是由思辨理性引发的,其结果是养成量的个人主义与乌合之众,最终导致现代性的危机。要解除这种危机必须由实践理性养成质的个人主义,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为精神文明。基于这种认知,儒家可以在三个方面给精神文明提供价值维度：实践理性下质的个人主义,理性宗教下的社群主义,道德目的论下的天下主义。唯此三者才能造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中西文化对勘视域下的“群己”之辨——儒家的群体主义与基督教的个体主义之比较

群体主义作为儒家精神的价值导向,折射出家族本位、移孝作忠、家国同构等三个维度,最终沉淀为儒家的内在精神.个体主义作为基督教精神的深层内核,经过《圣经》中个体主义的萌芽与生发、中世纪基督教个体主义的遮蔽与延续、宗教改革时期个体主义的彰显与定型等三个阶段的嬗变,最终演化为基督教的内在肌理.从中西文化对勘视域下将儒家的群体主义与基督教的个体主义进行比较,主要体现在世俗人伦与神圣信仰、家族本位与淡化家庭、社会的隐没与社会的凸显、义务为重与权利为本等四个方面.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关于发展中国家现代政治秩序建构路径的思考——从民主与宪政两个维度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问题。由于民主与政治秩序、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民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存在困境。作为一种制度,民主自身不足以良性运转并存续,它是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宪政可以提供化解政治冲突的"元规则"和制度平台,可以增强国家能力,可以实现权力的和平更替和规范并保障民主的运行,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现代政治秩序与民主"共生"。     

男性话语观照下的女性叙事——从《午梦堂集》看晚明上层家族对儒家话语权威的超越

本文通过对《午梦堂集》这一叶绍袁所编而多出自家中女性手笔的诗文集的分析,运用叙事学、社会性别理论和范畴,特别探讨了叶、沈一家特别是其中的女性作者们是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对儒家话语权威进行超越的。     

儒家利益思想现代化进程中的阿莉阿德尼之线——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讨论

中国传统儒家利益思想蕴含丰富的现实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不能自觉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儒家利益思想要顺利的实现其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要作为时代精神财富而存在,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汇通并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服务,是其现代转化的必然路径。     

从儒家与基督教的区别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看和谐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

西方市场经济是在基督教背景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中的天人之间具有的一定的距离与张力,增强了西方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龄张程度,调动了人们获取物质利益的积极性。儒家“和”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与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受到儒家“和”的思想的影响,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多或少具有“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