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

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士大夫的“修身运动”,以其思想与方式(尤其方式)深刻地影响于后世,余风至今未泯。本文以明末大儒刘宗周所撰《人谱》为主要分析对象,考察其时儒家之徒的道德实践,探究他们当此危机时刻与修身有关的思想脉络。作为对流行于其时的袁黄《功过格》的反拨,刘宗周的《人谱》意欲申明儒学的原则,校正道德修炼中追求功利的倾向。有关的思想逻辑,却已非近人所能知。     

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

崇祯帝不像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那样遭人唾骂 ,而是颇受同情和赞誉。他个人品质不坏 ,但这不是评价他的主要标准 ,主要在于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崇祯帝不知恤民 ,加征不断 ,逼迫千千万万老百姓背井离乡 ,饿死沟壑。崇祯时的大饥荒实际上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崇祯帝用人多疑 ,赏罚颠倒 ,自作英明 ,委过臣下 ,终至亡国。身为亡国之君却赢得好名声 ,形成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原因是 :崇祯帝汲汲邀誉 ;处死魏忠贤 ,获得了士大夫的同情和赞美 ;汉族士大夫把对满清的敌视化为对崇祯帝的怀念 ,清统治者借崇祯帝笼络民心     

“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明代士大夫“好名”探析

明中后期,士大夫"好名"现象日盛,名实不符、沽名钓誉、门户党争、空谈"好名"者比比皆是。其"好名"动机和缘由,除了儒家立身扬名的传统熏染外,主要是士大夫出于私利和意气,以及考选制度的败坏。对于士大夫"好名",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皇帝普遍厌恶"好名",并以此作为拒谏理由;明代舆论对浅薄"好名"基本否定;朝臣以"好名"作为攻击他人的借口;而卫道士大夫则为正当"好名"辩护。明代士大夫"好名"问题,是明代社会变动的一种反映;而有关"好名"的争论,可视为士大夫与皇权争夺政治话语权的角逐。至清代,君主借革除明代"好名"流弊的时机,实现了皇权政治全面压倒士大夫政治的转换。     

道势之间——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与实践

在"回向三代"理想的刺激下,宋代儒家士大夫为重建社会秩序,普遍表现出一种"得君行道"的行为模式.究其因,这是由于宋儒本心的思想观念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存在着道与势的冲突.宋儒正是因这种内外冲突而不得不采取"得君行道"的方式,并且也正是这种内外冲突使宋儒"得君行道"的行为难以付诸实践.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论董仲舒对“天下为公”理念的制度设计——从五四“反传统”的反思说起

五四的"反传统"视域往往用"支持专制"来定性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截然不同,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治世工具,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天下为公"。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天下为公"理念,并试图在汉武帝时期实现"天下为公"的制度化。《天人三策》所内蕴的"推明孔氏"问题,其目的是凸显孔子"素王"的地位,实现《春秋》("素王"之文)为汉帝国立法,有效限制君权,这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保障。《天人三策》内蕴的"抑黜百家"问题,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实现儒家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天下",而"抑黜百家"在教化制度上的落实则是"兴太学",在制度层面推进"选贤与能"与"讲信修睦",这是"天下为公"的德治保障。董仲舒制度化"天下为公"的努力受到了古代帝制与五四思潮的双重否定,古代帝制"霸王道杂之"的治世理念限制住了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五四思潮所追求的"大众民主"对儒家的"精英政治"理念予以批判。董仲舒对"天下为公"的制度设计的政治遭遇,内蕴着"道统"与"政统"的内在冲突。     

蕺山学派的慎独学说

<正> 一提到“慎独”,人们就会想到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注解,认为它是一种唯心的自我修养方法。我国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先驱、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为以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立案时说:“先生(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在刘宗周以前,确有许多学者注释和论述过慎独,不能否认,他们各有所见。然而在黄宗羲看来,只有刘宗周的慎独学说,才是儒家真传,“圣贤之学”的精髓。作为蕺山学派的主要传人,对其师的学说如此之推崇,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提醒我们注意,有必要去考察研究蕺山学派用以标宗的慎独学说和以往关于慎独的理论观点有何异同。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从冯燕到向中令——由游侠而士绅的“忠义”之路

冯燕是唐传奇中的豪侠,其侠举为士大夫所褒奖。他们虽极力将冯燕式的侠义和儒家之"义"联系,但冯燕以后的人生并无圆满的交代,留下了一个历史的悬念。宋人张齐贤所写的《向中令徙义》,为"冯燕"式的豪侠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模式,即走向"忠君"报国之路,获得士大夫的身份殊荣。"向中令模式"的意义是将冯燕们完全士大夫化,成为(扌晋)绅的楷模。这种转换是由宋代文人政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冯燕到向中令象征了民间侠义的儒家化改造的完成。这种"忠义"对民间,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     

论方孝孺之死的儒学史意蕴

方孝孺殉难是其自身的学行素养、理想信念及儒学境界的必然结果,是"殉志"的学者,而非"殉君"的愚臣。在儒学史上,方孝孺殉难是关系明代知识分子整体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儒家政治理想在当世遭遇的主要表现。     

胡居仁对程朱理学的传承与创新

胡居仁＂奋志圣贤之学＂,以传承程朱理学为己任,是明初诸儒中恪守朱学最醇者。在宇宙天道观、理气关系、义利关系等方面承袭并发展了程朱学说。他＂一生得力于敬＂,＂主敬＂为其学术主旨。他重视＂为己＂之学,努力把儒家成圣成贤的人格修养理论变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把朱子学说向着专讲心性道德、追求士大夫道德人格的方向发展,并且躬身践履、笃志力行,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成为明代从祀孔庙的四贤之一。开创了＂余干之学＂这一学术派别,成为明初朱子学最有力的传播者。     

论明代“戏禁”政策对士大夫阶层戏剧活动的影响

明代初期以树立朝廷纲纪、防止官员腐化为根本目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士大夫阶层的"戏禁"政策,其经历了从明前期厉行规约到明中后期渐行废弛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在树立"礼乐治国"的形象以拉拢士人、实现吏治清明、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的需要,是这些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戏禁"令本身没有全面禁绝士大夫的戏剧活动,也没有对戏剧在文坛业已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冲击。宫廷演剧风尚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皇帝个人对戏剧的爱好,都推动了"戏禁"政策最终走向废弛。"戏禁"政策显著地影响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戏剧活动,戏剧教化论观念成为明代文人戏剧理论的重要基石。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协调与服从:早期儒墨的政治学

儒家的"和而不同"与墨家的"尚同"主张分别对应协调型与服从型政治学。西周一元政治结构解体后,春秋时代的社会精英认识到服从型政治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协调型的臣君关系。孔子"志于道",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创立了儒家协调型政治学。墨家以"尚同"体制"行天下大义"的服从型政治模式,在其内部得到了短暂推行。孟子以人类同有的善性降低民众的修身难度,主张贤臣辅佐国君行仁政,实现"人和"之政治。荀子以人性同有之恶为前提,强调以礼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圣臣"大儒行政令教化。孟子与荀子均主张社会精英"从道不从君",君臣协调,共治天下。早期儒家协调型政治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     

《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刘宗周与朱子学——兼谈许孚远的朱学倾向及其对刘宗周的影响

刘宗周的理学"上承濂、洛,下贯朱、王",统合了朱学与王学,朱子与王阳明都对刘宗周蕺山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刘宗周与朱子学的关系目前学界却少有涉及。刘宗周对于朱子学的接受与他的老师许孚远有关。许孚远越到晚年越倾向于朱子学,而刘宗周师事于他正好是在其晚年。许孚远在"天理人欲之辨"、"主敬"以及《大学》学上的朱学倾向对刘宗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吗?——秋风先生的“儒家”论评说

本文对秋风先生的"儒家"论即"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提出质疑,对他所谓的封建制的"宪政主义记忆"、董仲舒的"宪政主义革命"以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做了深入分析,指出"限制绝对权力"必须"回到儒家"去之荒谬与不可取。     

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