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联期刊扩充读者的策略

扩充读者策略的成功运用,是左联期刊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下能顽强生存下来的一个关键原因,这一策略主要包括与读者沟通和低价格两方面。     

论鲁迅与郁达夫

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创造社跟鲁迅有过激烈的争论,虽然后来他们为着同一目标的大战斗的需要,“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一同参加了左联,一同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作斗争,但是要他们完全消除芥蒂,是很困难的。然而,作为创造社发起者和重要成员之一的郁达夫却是个例外。自从1923年2月17日在北京和鲁迅相识后,便终生热爱和尊敬鲁迅。他对于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文化事业上的卓越贡献认识得最早。用郭沫若的话说:“郁达夫之于鲁迅更有点近于崇拜。”鲁迅的《呐喊》出版以后,郁达夫一再向友人推荐,他说:“如问中国自…     

朱镜我与左翼文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衣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领导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革命文化工作者,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十年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内容。本文揭露、剖析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及其具体手法,论述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并就建立一整套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措施问题进行了探讨。     

“左联”与诗歌建设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它在短暂的五、六年时间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反击了国民党御用文人——民族主义文学派的进攻,领导和推动了3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rc左联”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中,锻炼、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创作了一大批革命文艺作品,揭开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的一页。     

对新闻工作性质的再认识

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当前国际斗争十分复杂,苏联与东欧惊心动魂的斗争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也受到西方和平演变的冲击。要使中国的新闻战线成为反对和平演变的坚强阵     

对鲁迅《无题》一诗的理解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鲁迅赠郁达夫的这首《无题》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编入《集外集》时,文字稍有改动。原稿上的“浩荡”、“心红”、“吟亦险”,分别改为现在的“木落”、“猩红”、“吟不得”。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面前,在亡国大难迫于眉睫之际,竟然采取“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共产党势必在剿”的反革命政策,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彻底破坏了这一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形势,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卖国嘴脸。蒋介石在暂时稳定了他的反动统治后,同月,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六月,在庐山召开了所谓“剿匪”会议,集中五十万兵力,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同时,在其统治区内,于十一月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更加残酷地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迫害进步作家,剥夺、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冷战后美国反扩散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改传统的以“防”为主的战略,更多停留在宣传上的反扩散政策,提出以“先发制人”为指导思想,构建以“反”为主、“反、防、管”三位一体的反扩散新战略。然而美国这些凸显单边主义、带有双重标准的反扩散措施也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国际军备竞赛、国际与地区防扩散斗争以及现行国际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解放思想的二十年牛耕《求是》杂志社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著名学者胡绳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央红军抵达遵义，当时国民党军队后追前堵，处境十分危险。为了总结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挽救红军和革命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批评了博古、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     

关于国际人权问题的几点思考

<正>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结束,国际人权斗争日益尖锐化、表面化,其实质是一场强权政治与反强权政治、干涉与反干涉的国际政治斗争.这场斗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是我国和西方大国斗争的焦点之一.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党的路线和政策上的失误,屡搞政治运动,极左思潮风行,终于发展成十年文化革命的全国性灾难.人的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受到了极大扭曲.     

论李大钊与“五四”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事实表明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密切相联系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 ,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并努力用先进文化引导中国社会的前进。他有志于改造中国 ,在文化领域中 ,大力介绍西方思想 ,抵排专制 ,号召青年解放思想 ,对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真研究、比较东西方文化 ,开展反孔教和批判孔子思想的斗争 ;主张吸取西方近代文化 ,构建先进文化用以指导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他将鲜明的创新意识融入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中 ,在文化的科学取向、经济变革与文化变革、世界一体的文化整合、文化内涵和发展趋势等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可以说 ,鲜明的创新意识使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变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疏离与被疏离--论鲁迅与左联的关系

疏离与被疏离是对鲁迅与左联关系的较为准确的概括。鲁迅对左联的疏离具有双重含义:其行为表象是鲁迅对左联工作的冷淡,包括与左联实际领导人的不合作和对新政策的不理解、不支持,而实质上这是鲁迅对左联由来已久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有了清醒认识之后的理性选择;左联对鲁迅的疏离也具有双重含义,那就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对鲁迅维持着敬重的表象,实质上他们在攻击着、欺瞒着、背弃着鲁迅。     

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中的贡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出于反封建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家们以从西方输入的“西学”为武器,对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这一斗争遍及于思想、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道德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等口号先后被提了出来,在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这一斗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大变…     

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

本文认为，三十年代的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现出明确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具有鲜明的“亚政治文化”特征，各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文章以“左联”为例，通过分析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特征及其性质，揭示其重要文学观念得以形成的政治文化因素。     

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与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革命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这一转移,也是共产党选择以＂面＂打＂点＂战略的开始。为了贯彻以＂面＂打＂点＂这一战略,共产党在各苏区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并围绕着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开展其他战争准备工作,从而使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也谈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兼与洪焕椿先生商榷

在如何看待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农民军联明抗清的问题,洪焕椿先生最近认为由于“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政权的阶级实质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仍是阶级矛盾(至于农民军的抗清仅“带有反对民族压迫的色彩”)基于此,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是犯了斗争策略上的错误①。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它抹煞了清初、乃至我国整个封建社会 (除却明末的反倭斗争与郑成功的驱荷斗争)民族矛盾与民族英雄存在的客观事实.抹煞了历代农民军联合当时封建王朝反抗其他兄弟民族中统治阶级侵扰的斗争策略的革命性质。 一、怎样看待清初社…     

义和团运动前后浙江人民反敎会斗爭

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反教会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论文、专著中,很少涉及浙江人民的反教会斗争。有的同志认为:浙江和其他东南各省一样,是中外反动势力极强的地区,义和团时期又在“东南互保”范围之内,因此,这一时期,浙江人民“基本上没有能够发动起来”。这种看法是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另外,有的同志虽然认为义和团时期,“浙江人民反帝斗争,声势最为壮大。”但也没有具体的专门论述。因此,对浙江人民反教会斗争发生、经过和作用的探讨,不仅能说明浙江人民不甘屈眼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而且将丰富十九世纪末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史的革命内容。     

皮埃尔·布迪厄的制度分析范式

文章对皮埃尔·布迪厄的制度思想从“场域”概念、法律、惯习和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布迪厄认为的“场域”实际就是“制度场域”,社会制度就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子制度场”构成的;法律既是一定的规则、正式的制度和技术,是社会斗争行动的资源与框架,也是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的机制与媒介。非正式制度的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文化制度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它以一种社会制度的形式存在。     

国民党爱国人士在东北的地下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除东北军爱国官兵、东北义勇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外,还有一批在东北沦陷区坚持反满抗日地下斗争的国民党爱国人士。作者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论述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爱国人士的反日斗争情况。作者认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民党爱国人士的斗争事迹在以往的论著中往往记述过少,因此对这一问题作出公正评价,全面地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农本工商末思想的历史演变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封建传统经济观念——农本工商末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全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论述先秦两汉时期“重本抑末”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由此形成历代地主政权奉行不替的经济指导思想;两晋南北朝时期“贵本贱末”思想的出现和强化,则是本末思想发展史士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历史现象;从唐代起,传统本末思想基本上趋于教条化,相反,新的工商观点应运而生,并在南宋时期揭开本末问题上传统与反传统斗争的序幕;到明清时期,反对传统本末教条斗争的继续发展,在客观上适应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最后在近代资产阶级重商、重工思潮的冲击下,封建传统农本工商末教条迅速趋于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