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江平

江平,这位中国法学界泰斗,用多舛的命运,见证并参与了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法治进程。他心甘情愿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从参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再到《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以及最近对“新拆迁条例”修改讨论的介入,他不停地奔走呼号,在一些被普遍认为敏感的问题上,经过深思熟虑后,认定“只向真理低头”的他总会挺身而出。而实际上,他又总是自谦为不是一名合格的法学家。如今80岁的江平似乎放慢了节奏,然而每每有关中国法治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他仍会在第一时间关心并郑重表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五项原则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体的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     

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依法行政的路径 法治政府的框范

正早在1999年,依法行政被写入宪法,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10年又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目标,并用"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24个字对法治政府进行定位,不仅明确了法治政府的内涵,也揭示了法治政府的内在品质。     

社论社评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向国内外鲜明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2014年10月24日《实现依法治国的历史跨越》社论人民日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根本的保证在党。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与道德——重读拉兹的《法律与权威》

《法治及其优点》是拉兹的论文集《法律的权威》中的一篇论文。拉兹在这篇论文中对法治的概念、价值和本质进行了颇为细致的分析，从而认为法治与道德不同，法治不仅具有中立性的目的，而且只是法律的内在优点，尽管法治具有道德重要性。     

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文化

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保障、公正司法是生命线,法治建设的成效如何则要看全民守法的情况如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同时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些论述深刻阐述了     

我国内地首个城市法治指数诞生 群众满意度评估占35%

2008年6月15日,杭州市余杭区向社会公布了2007年度法治指数71.6分,除香港外,这在我国内地尚属首例,实现了中国法治水平量化评估标准零的突破。余杭区在出台《"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这杆"标尺"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对2007年度余杭法治建设进行评估。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正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崭新开局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会全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出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召开中央全会的形式研究法治建设问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社会主义与法治的关系上突破了西方传统政治与法治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     

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碑

正【策划人语】对于行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对于掌舵民族复兴航船的中国共产党,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凝聚了全党智慧,体现了人民意志,     

民主与法治：相辅而相成——兼与潘维先生商榷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且一般公认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在《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民主迷信与咨询型法治政体》(《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秋季号)、《民主与民主的神话》(《天涯》,2001年第1期)等一系列文章中,潘维指出：政治改革的导向存在民主化和法治化两种选择,二者不可能同时兼得。根据中国的国情,也参照新加坡、香港“有法治缺民主”的成功经验和俄罗斯等国“有民主缺法治”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选择以“咨询型法治”为方向的政改方案,而且只要“建立了法治的国家体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顺利结束了。”     

论法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并明确要坚持法治国宦、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法洽中国建设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同样要以法律为依据,按照法洽建设的要求创新性地开展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法建为基础在法洽社会,一切行动都要以法律为基础,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通过影响人的意识而发挥作用的一种行为,同样需要以法律为准绳。绝不能从上位者的心态出发,以强制性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做出违法的事情。     

论法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并明确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同样要以法律为依据,按照法治建设的要求创新性地开展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法律为基础     

树立法治思维 摒弃人治思想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不言而喻,国家的任何一项基本方略都必须靠人来实现,尤其要靠核心骨干力量。作为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的领导干部,在观念上树立法治思维、摒弃人治思想,在实践中善用法治方式、杜绝人治做派,对于法治中     

浅论法治一般要素

法治是一个历史的、多元的、社会的、实践的概念,其一般性性已为中西学者所共识,但无论是在理论上界定、使用,还是在实践中自发生成或理性推进,往往都要情境化,将其普适因素与具体场合相融,做到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西方学者用高度概括性的直接定义方法阐述出的法治的多种含义,由此我们可归纳出一个综合性的法治概念并对其分类进行简述。不仅西方学者用实证分析性的描述方法列述的法治一般性,而且国内学者对法治标准有国情之下的具体判断,综采中西学者关于法治的精神论述,不难发现中国的法治要素可从法治精神要件、实质内容、形式要素三层次进行思考和分析。     

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目标的司法体制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精神,社会主义法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法治监督体系     

市场经济发展与中国法治之路

我国的法治状况并不乐观。如果对我国的法治现状进行概括可以说这样几大特点比较明显：法治滞后，法治乏力，法治扭曲，法治混乱，法治不平衡。     

政研视点

四中全会绘制“法治中国”路线图。四大亮点护航改革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剖析《决定》，从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到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究制，从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到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备受外界关注的“法治中国”路线图亦可初见轮廓。     

习近平法治思想述评

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有过多次重要论述。本文试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特点、体系和目标三个方面加以探讨，尤其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系，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两大维度给予全面分析，最终总结出中国法治发展的总目标，即法治中国的建设。     

论行政管理的政治学基础——“社会契约论”与法治社会的关联性分析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在当代表现为以民主制为特点的法治社会。本文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试图寻找社会契约论与当代法治社会之间存在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