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与激励机制浅析

经营者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的能力或意愿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经营的绩效。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分析,可以使用委托—代理分析的框架,但由于国有资产委托人的特殊性,又有着委托—代理理论不能解释的地方。通过激励机制的创新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进,可以更好地发挥经营者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     

国有企业经营者绩效考评机制的缺陷与对策

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可以有效地监督经营者,及早发现潜在问题,促使其努力工作,拓展企业业绩。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对经营者的业绩缺乏完善有效的考核机制,表现为:考评制度不健全,流于形式;考核技术单一,方法简单;考评质量不高,效果不佳。为了建立健全一个科学有效的绩效考评机制,克服管理效果、企业产权、考核目标这三大难题,在制定反映企业经营者的考核指标方面,更要重视考核主体的明确、企业战略目标的清晰以及绩效考核指标的全面这三大要素。     

国际银团贷款的主权风险及其控制

主权经历了主权观念—主权概念—主权理论的历史逻辑嬗变,主权原则在国际法上仍富有强大的生命力,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原则。国际银团贷款涉及的主权是一种经济主权。国际银团贷款中的主权风险包括国家行为理论风险、主权豁免风险、“卡尔沃主义”风险、主权债务的独特风险、国家和政府的继承以及承认风险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结合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价值取向,系统控制国际银团贷款中的主权借款人引起的法律风险。     

国有企业经营者物质激励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企业经济活动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具有指挥协调和激励三个方面的作用。物质激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同时 ,要做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要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 ,实行绩效考核 ,合理拉开差距 ;要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汇率风险中经济风险暴露的决定因素及控制机理

汇率风险中经济风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风险之一。经济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合理地降低和控制经济风险暴露。应根据经济风险暴露的决定因素,采取控制某一种外币的净现金流量规模,将风险分散于多种外币上,控制市场需求对产品价格及汇率的敏感程度、控制企业运营的成本状态、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等手段和措施,将汇率风险的经济风险暴露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房地产投资风险控制初探

房地产投资应以风险管理为基础,要对房地产投资风险控制进行界定,房地产投资风险控制具有三个具体措施--风险回避、风险预防和风险抑制及其特点和适用性,其在房地产开发实践中应有具体应用.     

论风险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

中国风险投资失败率高最根本的原因 ,是由于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不规范 ,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结合国外成熟风险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 ,具体分析企业治理结构中的风险控制和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其结论是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更大的问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上 ,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     

国有上市企业筹资风险管理与防范

当前,我国国有上市企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于推动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许多的国有上市企业筹资环境日益恶化,筹资风险急剧增加。研究如何建立完善的筹资风险管理体系,对帮助我国国有上市企业走出筹资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控制探析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等在内的三支柱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其中,仅次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在我国被称为企业年金。企业年金的运营涉及缴费、投资运营和支付三个环节,其中,投资运营是企业年金保值增值的关键环节。投资必有风险,如何规避风险、加强风险监管,这是完善企业年金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投资运营模式存在治理缺陷,投资工具较少且范围限制过于严格,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尚待完善。需要从三个方面建立机制,即完善年金治理结构、重构风险监管框架及建立风险补偿。     

知识产权担保融资风险控制研究

知识产权担保融资风险包括法律制度上的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风险.这些风险制约了知识产权担保融资的进一步发展.尽可能避免应收账款质权与知识产权质权的竞合、在合同中约定债务提前到期措施、采用权利确实性调查方法、法定或约定知识产权信息报告义务,合理选择知识产权评估方法及要素、合理化成本核算、促进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和知识产权管理公司的建设、分散化风险及切断风险,是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从知识产权战略角度考虑,在知识产权担保融资上可推行政策银行模式.     

制度风险与文化风险：对失地农民问题的探讨

失地农民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其产生既有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原因,也与当前的土地制度、政策执行及对失地风险的认知水平有很大关系。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会加剧失地风险,对风险的不同认知,也会形成不同的风险规避方式,并在社会地位的影响下造成不同的风险规避能力。失地风险的化解必须从深化农地制度改革、保障失地农民权益、扶助失地农民就业创业等方面着力改进。     

我国转型时期的金融控制与风险消解

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调整了计划体制下严重扭曲的农产品及劳动力价格体系 ,增加了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 ,这笔资金成为弥补企业部门资金亏绌的主要来源。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便在于有效地动员这笔金融剩余。政府通过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利率控制等金融控制措施降低了对金额剩余的动员成本 ,顶托了公有经济部门的高投资。但是 ,这种金融控制也付出了高昂的效率损失代价 ,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则通过政府对国有银行进行信用担保及通货膨胀的方式得以消解 ,避免了金融崩溃。     

债的担保制度与信贷资产风险控制

二十世纪 90年代以来 ,银行业危机频繁 ,信贷资产风险度日趋提高。债的担保制度对于保障银行债权的实现 ,减少和避免信贷资产风险 ,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本文着重探讨现行担保制度在信贷资产风险控制中的具体运用以及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与信贷资产风险控制之间的紧密关系。     

民国时期广州银行业风险控制的三道防线

地处中国南部边陲的广州远离皇权中心而毗邻港澳、连接南洋等地,其金融历来自成一派。清末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众多的银行机构,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中央银行。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两次银行停业倒闭高潮中的第二次却是以广东银行的停业为标志的。目前,我国对民营银行的受理已全面开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和机构类型已全部开放。开办银行或成为银行股东于国人而言已是美梦成真了。而处在国民经济核心地位的银行,其经营的成败将会对一国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开办银行既需要资本更需要智慧。本文通过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再现了清末民国时期新型商业银行在广州设立时的艰辛、开业时的盛况、倒闭时的悲哀,进一步理清了广州银行业在排除道德风险、减少操作风险和消除信用风险中所形成的三道防线的脉络,为金融管理当局以及有志进军金融业的民营企业家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基于政府审计的地方政府债券风险控制研究

本文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存在的风险进行剖析,通过对比国外在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及政府审计在地方公债风险控制的比较研究,从而力图构建我国地方政府公债基于政府审计下的风险控制框架:首先,应设立政府债券的监管机构;其次对地方政府债券实施跟踪审计;再次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审计机制;最后,加强地方政府债券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如考虑引进外部(本政府审计之外)的第三方审计。     

论国有企业经营者内部激励制度的改革

经营者报酬与业绩相吻合是市场经济激励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与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则极小,报酬与业绩严重偏离,这主要表现在激励力度偏小、缺乏制度化的激励保障、股权激励作用微弱等方面,这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健全经营者报酬与业绩相吻合的激励制度是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试析会计风险与审计风险之异同

在人类的会计活动和审计活动之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会计风险与审计风险。研究它们的关系,才能正确地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从而更好地保护财会、审计人员的利益。文章从会计风险与审计风险的定义入手、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揭示出两者在客观性、潜在性、严重性、多样性、可控性等方面的共性,也提出了它们在产生基础、构成因素、可控程度等方面的区别。     

风险规制:发展语境下的中国式困境及其解决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规制风险,提供安全保障已经成为行政活动的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国,风险规制领域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由于风险规制需要相当的财政投入,并给个体、企业增加一定的经济成本,从而与短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过于重视经济发展的思维下,这一冲突导致执法动力不足,规制任务被政府刻意忽视.因此,当下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机制的完善,促使政府改变唯发展的导向,建设一个能够协调回应包括发展、安全、公平等多元需求的政府.     

试论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

建立科学有效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国企改革的客观要求。当前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实行规范的年薪制 ;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分类指导 ;强化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智能司法的潜在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智能司法则是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智能司法承担着改革者的殷切期望,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司法人工智能本身存在着概率预测不准、隐含目标价值、与法律语言难以弥合等深层问题,需要我们在智能司法应用初期就对其进行风险控制,从审判理念、伦理规制、数据利用等方面探索应对策略,促进智能司法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