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新疆的货币

新疆历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同祖国内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公元1884年新疆改建行省以前,我国历代货币在新疆的流通都和内地大体是一致的。改建行省以后的一百年来,新疆的货币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来说明: (一)公元1884年新疆建省到公元1911年清代统治时期: 公元1882年(清光绪八年)清政府粉碎了外敌阿古柏匪徒入侵活动,公元1884年新疆就正式改建为行省,设巡抚为地方最高行政首长,以乌鲁木齐(当时称为迪化)为省会。新疆巡抚遥受陕甘总督兼辖,全境先后设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     

湛甘泉哲学思想纵横谈

湛若水,字元明,初名露,后改名雨,字民泽,广东增城县甘泉都人,学者称为甘泉先生。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卒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享年95岁。湛若水是广东著名学者江门学派创始人陈献章(即陈白沙)的门弟子。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才从学于江门,却为白沙所赏识,白沙晚年声称将钓台衣钵付与若水。若水在白沙身后,于弘治十八年中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任编修。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在京师初识王守仁。正德七年(公元1512     

推动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可·波罗

世界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公元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公元1271年他17岁时即跟随其父尼可罗波罗和叔父马飞阿离开故乡到中国来。他们一行横穿了整个欧亚大陆,途中走了三年之久,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公元1274年到达了中国元朝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对马可·波罗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一伟大旅行,在中国和意大利的历史上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也是     

贝琳与《七政推步》

一、明朝的天文世家贝琳,字宗器,号竹溪拙叟。祖失是浙江定海人,后迁居上元(今江苏江宁县)。生平不详。据史书记载,贝琳幼习儒学,兼通天官之学。在明正统(公元1436～1449年)、景泰(公元1450～1456年)年间,他曾在军队里服务。占候有功。大约在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因通天象、占候,被推荐入钦天监工作。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因灾异疏,陈述“弥变图治”六件事,被提升为钦天监监副。成化八年,改授南京铁天监监副。成化六年至十三年(公元1470～1482年)编写《七政推步》,公元1490年去世。从年轻时在军     

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

关于清代前期的贵州各府人口,史籍记载较多。但比较系统的只有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分别记载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贵州各府人口数。     

五凉史学述略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相继出现过五个割据政权,即汉族张轨建立的前凉(公元301—376年),氐族吕光建立的盾凉(公元386—403年),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公元397—414年),汉族李嵩建立的西凉《公元400—420年),匈奴族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公元401—439年),史称五凉,统治河西近一个半世纪。这一阶段,中原地区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而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不但汉族的经济文化在这里得以保持,而且这里也成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尤其是凉州,是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它对北魏的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     

北魏奴婢授田对鲜卑贵族封建化的作用

公元三八六年建立的北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统治地位比较稳定的、统治时间比较长的王朝。在北魏王朝建立前,鲜卑族拓跋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历史阶段。而当时的中原地区,早已建立了先进的封建主义制度。公元四七一年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魏孝文帝元宏即位,他和他的祖母冯太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鲜卑族拓跋部封建化的改革措施。于太和九年(公元四八五年)颁布均田令,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关于奴婢授田的规定。     

朐衍及昫衍县(道)的建立与废弃

本文考证了昀衍的建制与演变,指出昀衍在公元前271年建县,裁撤在公元30年并于公元111年废弃.     

宋以前甘肃地方历史政治地理概略

甘肃地方历史悠久,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甘肃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献出了聪明才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学点甘肃地方历史,对于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加强各民族团结,搞好甘肃两个文明建设,是需要的。甘肃省名的由来,古以甘州(张掖)、肃州(酒泉)而得名。甘州始名于北魏拓跋珪即代王位之登国元年,东晋孝武帝司马(目翟)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肃州始名于隋文帝杨坚仁寿二年(公元601年)。北宋仁宋赵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与西夏和议成功,封赵元昊为夏王,始置“甘肃军”。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设“甘肃行中书省”。清圣祖玄晔康熙     

遣唐使小考

公元六四五年,日本大化革新后,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借鉴中国的经验,便派出遣唐使(日本对派往唐朝使节的称呼)来到中国。早在唐朝初期,在公元六三○年日本就派了以犬上御田锹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来到中国访问。大化革新后,派出的遣唐使十分频繁,规模逐渐扩大。据日本史书记载,自公元六三○年至八九四年的二百多年间,任命遣唐使达十九次之多,正式派出而到达了唐朝的有十三次。公元八世纪前,每次运送遣唐使团的木船一至二只,每船约载一百二十人。公元八世     

弘法大师与中日文化交流

弘法大师是日本高僧空海的敕赐法号,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值得纪念的杰出的人物。他和阿倍仲麻吕、鉴真大师等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先人们一样,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业绩,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躯者之一。 弘法大师生于日本光仁天皇宝龟五年(即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三十一岁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八○四年),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在中国留学约二年,于公元八○六年八月离开中国回日本。     

曾巩治齐与王安石变法

<正> 曾巩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因散文创作上的成就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五十三岁的曾巩由越州通判改知齐州(今济南),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六月转知襄州为止,曾巩在齐州任职整整两年。两年中,曾巩在治理地方、兴利除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齐州百姓的爱戴。曾巩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自求补外,到地方任职的。在他任职地方期间,北宋社会发生了曾引起巨大反响的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而     

贵州历史上的人口普查

根据史载,贵州最早进行人口普查是在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户部颂行户帖统计全国户口,因当时贵州尚未平定,因此未进行统计。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贵州进行了不完全的人口普查,明王朝诏令贵州宣慰司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不编造户口,但对播州（今遵义地区大部分）通汉语的人口进行了编造。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设立布政司,相当于行省。自此,贵州和其它布政司一样编造户口。在明弘治和万历年间,贵州布政司正式向朝廷户部呈报户口黄册,据《明史·地理志》卷22记载,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贵州户数为43367户,258963口;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贵州户数为43405户,口数为297720口。贵州作为行省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间虽然在全国较晚。但是仍比欧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要早一、二百年时间。     

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

刘知儿,生于公元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死于公元721年(唐玄宗开元九年),唐代的著名史学家,在唐朝任史官近三十年。他以一生的精力写成《史通》。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史论,是研究刘知儿思想的重要材料。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

《辽史》是在辽王朝灭亡二百多年之后撰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撰写时缺乏认真核对,因而成书后讹误甚多。明显者如国号更改失载,年号误记等等,比比皆是。本文试图根据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对《辽史》中关于辽太祖尊号谥号的记载,进行一点订正。据《辽史》记载,太祖生前群臣所上尊号有二:一为公元九○七年的“天皇帝”,二为公元九一六年(神册元年)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其死后谥号有三:一为公元九二六年(天显元年)所上的“升天皇帝”,二为公元一○○八年(统和二十六年)进谥的“大圣大明天皇帝”,三为公元一○五五年(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谥的“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辽太祖生前于公元九一六年群臣所上     

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中国自秦汉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曾有过四次分裂时期,即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 南北朝时期(公元317—589年);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和南来西夏金时期(公元1127—1279年)。这四个时期横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构成了统一与分裂交替演进的历史脉胳。在这个发展脉胳中,中国始终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显然,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运行和相互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分析统一与分裂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必须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结构和特点结合起来。     

庾信《哀江南赋》作于入北早年考

《哀江南赋》是庾信“乡关之思”分量最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认为沈炯《归魂赋》直接影响了庾信《哀江南赋》的写作,并认为《哀江南赋》作于庾信暮年(公元578年).笔者重新考察了赋中“天道周星”这一重要信息,认为推算的基点应当为侯景反、梁台城乱起之年(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北通好、周弘正使周之年为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归魂赋》很可能在此时被带入北周,且该年距“大盗移国”正好岁星一周.故此,考订《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60年,庾信入北6年,距侯景叛12年,而非暮年之作.     

略论北宋开封的物价

北宋统一了长期分裂的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动荡而混乱的局面。自太祖建隆至真宗大中祥符半个世纪来,社会生产力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逐渐恢复和不断地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首先是表现在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主要部门的农业上连年丰收:建隆年间(公元960—962年),河北谷贱,添价散籴,以惠贫民。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京畿大穰,物价至贱。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诸路丰稔,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斛二百。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诸道皆奏丰稔,京东郡州物价尤贱。由于农产品富饶,其他生活资料价格也相应低廉,市场物价稳定。王抹谓:“国初,……物价甚廉”,概括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     

中国古代史论与《史传篇》

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叶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综论古今文体的文学理论巨著。作者刘勰,字彦和,生于南朝宋明帝始元年(公元466年)前后,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左右。勰少时“笃志好学”,因家贫而不事婚娶,“依法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这期间他研究了佛学的因明学理论,并用之于晚年对古今各种文体的研究。     

外国资本入侵与上海沙船业的衰落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业十分兴旺发达,拥有沙船三千五、六百艘,总共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总资本约达白银二千四、五百万两。同时,在其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鸦片战争后,在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上海沙船业拥有的沙船只存二千余艘,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锐减到“四百号”,到了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不过二、三百艘”。是什么原因促使上海沙船业在短短三四十年中迅速衰落下去的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