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以来我党对台政策的演变

建国以来 ,我党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国家统一 ,进行了不断的努力与探索 ,党的对台政策也历经了“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演变。本文对我党对台政策三次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所体现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性的说明。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三次转变

建国以来中共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建国初期,中共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即通过战争方式谋求中国的统一.其后,中共对台政策从单一的武力解放变成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两种方式并存,争取和平解放.并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后,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不再要求台湾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在谋求海峡两岸统一的方式上,立足于和平方式.除非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将台湾分裂出去等事态.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祖国统一大业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方针,对台湾问题经历了一个从武力统一到和平统一的认识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把和平统一的政策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同时不承诺放弃武力实现统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争取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同时,坚持并发展了“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与“台独”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下,海峡两岸就任何问题都可以谈的基本主张。     

略论中唐民族调整政策的执行者——韦皋

唐初,对西北和西南的边疆各族以和为主,对危害性很大的势力也辅以武力。从天宝时期开始,则转以武力为主,与南诏、吐蕃、回纥等都有战争,且败多胜少。中唐德宗朝,将以战为主的政策调整为以和为主。决定调整并非易事,要完全实现它则更为困难。调整政策的核心是和南诏,这个艰巨任务是由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的韦皋来完成的。一德宗李适一即位就遇上两个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一是节镇的叛乱和割据;再则是     

毛泽东的对台战略思想及其影响

毛泽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的图谋;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可采用武力解放或和平解放两种方式。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对推进祖国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台方针政策的基本特点

通过对建国后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分析 ,指出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 ,尽管由于时代和历史背景的不同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调整 ,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基本立足点和对台工作的战略考虑上 ,是一脉相承的 ,充分展示了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台方针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     

试论儒家道德主义的和平理想

先秦诸子大多反感暴力,倾向和平,他们的看法大体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以儒家为主的道德主义和平理想和以道家为主的妥协主义和平理想。道德主义和平理想不赞成冲突双方妥协共存,主张道义上正确的一方征服对方。但这种征服不是靠武力,而是靠以德服人,实际上是认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对立与冲突。儒家主张征服的想法源自西周一元主义政治传统,依靠德性力量的想法源自孔子,二者在孟子处汇合,成为有关征服与非暴力的系统理论。儒家以德服人的思想在近代以来已经被大多数知识分子否弃。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析军事伦理的和平范畴

和平与发展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联着整个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和平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军事伦理范畴 ;二战后随着核武器的发展 ,维护和平、避免战争是有其可能性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我们反对以武力或以武力威慑来解决国家利益分歧 ,主张武力的防御性、自卫性原则 ,在军事安全领域内也同样开展合作、对话     

论区域性国际组织运用武力的法律控制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在新的世纪中更引人关注。在当前国际法体系下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有三种类型。其中 ,集体自卫和授权型运用武力对及时有效地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国际关系实践来看 ,区域组织运用武力尤其是授权型运用武力存在着较多问题 ,只有对其实行有效控制 ,才能发挥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社会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文从尊权文化和礼仪文明的缺失和重建两个方面,着力论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确立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的方针和新一届领导集体的行事风格,充分表现了一种社会对公民的人性关怀、人文关怀、情感关怀和人权关怀;这是尊权文化和礼仪文明的具体体现和强劲弘扬,并且正在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上加以体现。这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以一种向上、向善和向爱的力量,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充满和谐、和睦与合作的健康氛围;进而促进人类心智的成熟和公民人文素质的提高。“这种氛围”,对缓解社会矛盾和减低暴戾之气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地方武装改造的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地方武装的成功改造,是新四军统战工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华中抗日根据地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我党的方针策略,从组织、思想和作风上对地方武装进行改造,充分壮大了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对台政策的历史转变与两岸关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坚持不懈地探讨和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创造性地制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如叶剑英的"九条方针"、邓小平的"六条设想"、江泽民的"八项主张"、胡锦涛的"四点意见"和"六点意见"等.这些对台方针政策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有效地缓和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促进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加速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大陆政策走向与两岸关系

2008年马英九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胜利,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为两岸关系发展打开了一扇至关重要的机会之窗。一年来,国民党的大陆政策调整与马英九的大陆政策论述,显示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和促进两岸和平交流,将成为国民党执政后大陆政策的基本发展方向。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走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平发展道路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刻把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指明了方向。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抉择。和平发展道路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机遇,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邓小平与"一国两制"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了现实的条件,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香港、澳门已经回归,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将和平统一思想加以发展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的系统化的新阶段."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的刑法学构建

在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涵及特征等方面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刑事和解与刑法学的内在关系,结合中国刑事法治实践初步探析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建构。     

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富国强军”战略

"富国强军"是我们党根据历史经验和时代发展要求作出的科学的战略抉择。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富国强军"战略的思想指导。"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实现"富国强军"战略的根本途径。实施"富国强军"战略必须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武装斗争述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建立了红军，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在国内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对其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并以自己的方式支援了国内的武装斗争和红军队伍建设。但是，代表团对“城市中心论”的坚持，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