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视野下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

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该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构成体系乃至整个犯罪论体系如何构建。当前我国通说将正当防卫作为排除犯罪性的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使得主张正当防卫的被告方事实上不得不承担起证明责任,这有违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根据我国当下国情,在理论体系上应将符合正当防卫的行为阐释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对其之证明责任始终应由控方承担。     

我国犯罪构成与德日犯罪成立理论之比较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四个要件。而在德日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是其核心内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刑法中的犯罪成立理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是形式上的,就其实质来讲,二者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在认定犯罪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对德日刑法理论的一味推崇和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无理指责都是不妥当的。不仅犯罪主体应当是我国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犯罪客体也不能摒弃,坚持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妥当的。     

论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犯罪客体是犯罪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现在学界不少反对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学者对犯罪客体抨击甚重,认为应当将犯罪客体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犯罪客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具有独立的功能,应坚持其在犯罪构成中作为独立要件的地位.     

刑事违法性新解读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事违法性有两大误读: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刑事违法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的概念应该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符合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的行为.根据该犯罪的定义,我国的犯罪构成新体系三要件应为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与应受惩罚性.     

犯罪本质下的三大关系论

犯罪本质作为典型的刑法哲学问题是三大犯罪构成体系共通的命题。我国关于犯罪本质的大讨论集中体现在法益侵害说和社会危害性说的争议上,为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机能,必须厘清三大关系:犯罪本质与法益侵害说、社会危害性说的关系,犯罪本质与犯罪构成体系的关系,犯罪本质与刑法解释立场的关系。法益侵害说和社会危害性都是对犯罪本质的抽象概括,在退去社会危害性说的政治阶级外衣后,两者具有同质性;犯罪本质是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石,犯罪构成体系是犯罪本质的具体化体现;对犯罪本质的实质违法性的判定直接影响到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在罪刑法定原则深入人心的当下,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不是对立而是可能调和的。     

对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重整——取刑法谦抑精神为视角

由于犯罪构成的固有局限和内在缺陷 ,造成“犯罪构成体系”与“犯罪阻却事由”的“分治”格局 ,从而使犯罪构成理论缺失对刑法谦抑精神的关照 ,因而有必要对犯罪构成进行结构性改造 ,使之和谐溶入犯罪阻却事由 ,从而最大化地表达刑法谦抑精神。     

定量因素的性质及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

定量因素是表明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量的规定性。定量判断在犯罪成立判断过程中处于一个独立的阶段,即定量因素是犯罪构成中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定量要件）,而不是依附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素。为了使定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应在传统四要件之后加上定量要件,形成＂传统四要件＋定量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     

犯罪构成的司法意义之考量

从司法意义上来说,犯罪构成是一种定罪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体系。不同法系的刑法理论即便具备基本相同的犯罪构成要素,但不同体系结构决定了犯罪构成建构及构建方式的差异,从而最终决定了刑事思维方式的不同。司法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反映审判的思维过程,最终需完成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其并不排斥犯罪构成在立法意义上指导刑事立法、构建刑事法律科学的重要价值。     

“犯罪论体系”的国际考证

"国际犯罪论体系"是关于国际犯罪成立与形态的知识体系,"国际犯罪构成论体系"是关于国际犯罪成立的知识体系.刑法学的"犯罪论体系"、特别是"犯罪构成论体系"之争只能提供国际体系思考的知识论基础,但不能也不应直接进行国际转化.照搬法系或国内体系解读国际体系是行不通的,无法使两种研讨实现互动与双赢.     

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宏观比较

本文从宏观上对我国与大陆法系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为“齐合填充式”,表现出要件的同时性和横向联系性,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为“递进排除式”,表现出要件之间的序列性和纵向贯穿性;两种理论的构架反映了方法论上的差异,也决定了我们在研究犯罪构成理论时对相关范畴作谨慎区分的必要性。作者认为,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均有其利弊;借鉴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精神,应在力求注重实体的同时,加强“程序的正当”等意识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问题研究——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各成员在遭受贸易损害时提供了三种解决方式:要求败诉方终止违法行为、败诉方自愿向申诉方提供补偿、授权申诉方中止对败诉方作出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他义务。这些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已暴露出诸多问题:终止违法行为的裁定由于败诉方的拒绝而无法执行,现行的补偿制度和报复措施又无法让一些申诉方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当申诉方是发展中国家成员时,上述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如何通过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世贸组织各成员的权益,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行为犯与危险犯之界限探析

作为犯罪既遂形态的两种相互紧密联系的类型,明确行为犯与危险犯之间的界限对于妥当地处罚犯罪人是相当关键的。无论以危险的法定、危险的程度还是危险的表现形式来区别行为犯与危险犯都存在困难。行为犯和危险犯的区别的前提在于危险的表现形式不同以及对客体的关系不同。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犯罪形态,而危险犯是结果犯的类型之一。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立法是否规定了结果。危险犯与纯正的行为犯的区别在于是否通过行为结果表现对犯罪客体危险;危险犯与不纯正的行为犯的区别在于是否造成了现实的侵害。     

宋朝鞠谳分司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宋朝鞠谳分司制度极具特色,其司法机构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均体现了审、判分离的特征。案件事实的审理、检法议刑和裁决全过程有着完善的运行机制。鞠谳分司制度具有司法权制约、慎刑和"援法定罪"的功能。鞠谳分司制度对于当下我国实践中的司法裁判权制约问题与法院"内部请示"现象问题的解决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公正定罪实现论纲

公正定罪是刑事法律运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任务,需要靠形式的定罪知识即法律的规定、实质的定罪知识即自然法与法治的理念、程序法律设置即保障实体法运行的公正的程序、定罪思维方式即解释法律的犯罪论的理论体系等要素的多元支撑,单纯依靠哪一个都不能保证公正定罪的实现,而必须依靠多因素的有机结合。在此前提下,各因素之间的契合性研究也是本题应有之意。因此,如何实现定罪公正之和谐的多元支撑是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论贩卖毒品罪的连续关系

贩卖毒品罪常常以多次实施为表现形式,究竟成立单纯一罪还是连续关系的包括一罪,在理论和实务上仍有待澄清。连续犯的一般理论确立了认定连续关系的基本条件,具体到贩卖毒品罪连续关系的认定中,还需要考虑所贩卖的毒品是否种类相同、行为方式是否相同等因素。另外,贩卖毒品行为人先后实施的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之间不能成立连续关系。     

再论犯罪既遂标准——以对犯罪结果的重新解读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其优越性：它以刑法分则既遂模式论为依托,因而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既遂情形。但通说却存在不能克服的矛盾：它无力解决危险犯既遂后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行为的问题;各种具体犯罪标准的争论也表明通说并未解决犯罪既遂标准问题;通说还面临其他质疑,这些都使通说陷入尴尬。将犯罪结果理解为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并将“犯罪结果发生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犯罪目的实现说”目前不宜作为我国犯罪既遂标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浅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 ,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进程的伟大方略。本文结合社会实际 ,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现实意义 ,提出理想、信念是道德建设的基础 ,行政道德是德治思想的核心 ,全面落实以德治国 ,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干部的道德建设     

新时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的逻辑理路

"人为什么要有理想信念、我国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怎样生成的和新时期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提出这条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的逻辑理路,是对当前理想信念教育只强调要"信"、没有解决"为什么要信"和"怎样去实现信"问题的突破。这条逻辑理路,既符合理想信念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又符合人的理想信念培育规律,是当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的有效举措。     

论中国人的信仰

在将"信仰"与"宗教"混同的情况下,西方一些人很难了解中华文化中的信仰状况,甚至以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看似"无"宗教,却是"有"信仰的。从《周易》开始,中国人就确立了以"天"为最高信仰,以人为关怀对象,追求"顺天应人"的人本主义信仰方式。这种信仰方式有其合理先进之处:它借多元宗教和非宗教的外壳,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内核,有利于避免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种流血的宗教冲突,给社会的发展多保留了一点难得的稳定和安宁。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它对现实中很严肃的重大问题关注得不够认真、不够执著、不够彻底,甚至对于自己的信仰对象也缺少彻底的追究和一贯的把握,而是任其含混不定,随意改变;对于"信仰"这种心理和行为本身,它更少有正面的、开诚布公的自觉、反思、追问和交代,而是将其当作心照不宣的约定,满足于"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停留于自发选择和盲目运用的水平。其结果便是,使人容易满足于眼前的、似是而非的所"得",而忽略在那些更大、更深远、更宝贵的东西的所"失"。在新的时代,人们既要深入理解它的特点,这是解开中华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又要充分挖掘它的资源,依据民主法治原则处理好信仰与宗教的关系,这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试论伪造货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伪造货币罪是最严重的货币犯罪,具体表现为仿照真货币制造假货币的行为。该行为的特点是“无中生有”、“仿真造假”。其仿制的对象既包括人民币,又包括外币,但不包括信用货币。伪造货币罪在主观方面应以“意图流通”为必备条件。根据刑法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不包括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