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简谈庄子的“理想世界”与“理想人物”

庄子把道家“小国寡民”式的“至德之世”,当作自己的“理想社会”而加以追求,正是他“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学说特质,也是他否定社会现实,崇尚自然,强调返归自然的自由精神所致。庄子的理想人物,虽有“神人”、“至人”、“圣人”、“真人”等的称谓,但其“得道者”的本质与境界都是相同的。尤其是对“道”的礼赞,对“大美”的幢憬、追求,对“畸人美德”的注重关切,都使庄子的理想世界与理想人物,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挣扎与抉择——从《苍蝇》中的人物行动看“选择”的内涵

作为哲学家的萨特,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具有特色,其戏剧作品《苍蝇》,直接借用神话故事,忽视故事的情节,彰显人物的行动,用人物的行动来阐释“选择”这一哲学概念的内涵,体现了“选择”的价值及丰富性。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意旨与路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论通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要义,亦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创造性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需。新时代新征程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域日益敞开,应秉持“三种精神”,为“两个结合”加注活力与生力,使其持续嬗迭意涵,扩充义理,释放效能,并在此视域下求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进路。     

关于鲁智深打人的“艺术性”“创意性”、“观赏性”刍议——与央视《百家论坛》主讲鲍鹏山教授商榷

鲍鹏山新说《水浒》,认为“鲁智深打人”是最有“艺术性”、“创意性”和“观赏性”的,并因此总结《水浒》好汉有鲁智深式的“艺术型”;李逵式的“效率型”;武松式的“综合型”三种打架方式,由是厚此薄彼。其实不然,如“林冲棒打洪教头”、“武松醉打蒋门神”、“黑旋风斗浪里白条”等经典打斗,其效果较“鲁智深打人”,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且难以类别。鲍教授的归纳和演绎,破绽不少,抬爱鲁智深而贬低梁山其他好汉,有失偏颇。     

《金瓶梅》中的人物之死与“性”——兼及小说的定性问题

以西门庆为主角的《金瓶梅》,书中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写了他与众多人的鬼混;又写到了近三十个人物的死亡,而占死掉总数百分之九十的人物的死因,也与性事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样一部以"性"为其主体内容和题材特征之小说的定性问题。《金瓶梅》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这本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而往往,基础性的问题却并不是简单和易于解答的问题。     

爱尔杰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与“美国梦”主题阐释

霍瑞修·爱尔杰毕生创作了百余部“从乞儿到王子”式青少年励志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对美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的是性格单一、纯粹的扁平静态人物,有的是性格复杂、多变的圆形动态人物;还有的两类性格兼而有之。爱尔杰通过塑造一系列圆润丰满的人物形象,凸显和传递了“从乞儿到王子”式“美国梦”主题,使其蕴含的正能量成为影响和激励世代美国青少年乐观向上、不懈努力的精神食粮。     

“文明”的楔入与成都早期现代化——述评司昆仑《文明进程中的成都》一书

目前有关成都早期现代化方面的研究专著相对较少,在本文中,作者对美国学者司昆仑的最新力作《文明进程中的成都：中国的城市改革,1895—1937年》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对其理论、观点、方法作了一定的评价。作者认为,该书是美国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又一重要著作,．必将对以后有关近代成都的研究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中华传统“勇德”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当代解读

中华传统“勇德”文化富含儒家之仁、义、中庸等元素,也含有道家之无为、慈爱、和平等主张,还具有兵家果敢、多谋等特征。到了近现代,“勇德”文化开始融入较多的政治元素。相较于西方,中国之“勇德”更凸显浓厚的道德修养色彩和家国情怀。但是,由于相关教育缺失、利己主义思潮抬头、青年精神生活匮乏等原因,“勇德”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正面临着挑战。所以,充分挖掘“勇德”文化的丰富资源、寻找其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不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更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中华文明新形态的一大创新点。     

大陆港台的经贸往来与“中华经济区”

世界银行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组成的“中华经济区”无可争辩地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中第四个迅速发展的支柱。三地因政治与历史原因而分离,又因亲缘、血缘与地缘关系而维系。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亚洲金融危机后三地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活力以及相互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引人注目。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物塑造的戏剧理论在好莱坞电影中的运用与发展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物塑造的戏剧理论，是否还能对两千多年后的西方电影业起作用？ 本文选取西方电影业的代言人——好莱坞电影为例，分析了好莱坞电影所塑造的种种银幕形象，从中解读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物塑造的戏剧理论的价值内蕴     

计算机辅助英语学习中的人物效应——基于一次实验数据的分析

借助实验数据和其他文献探讨了计算机辅助英语学习中人物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它的性质和发生原因,指出人物效应不是一种单一因素（虚拟角色出现与否）引起的现象,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人物效应对学习者的学习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要引发并利用它,必须在计算机教学系统的设计和教学任务的设计和实施中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     

《一朵浮云》下的人性观照——关于“小钱德勒”的人物分析

《一朵浮云》作为乔伊斯众多名篇之一,其主人公小钱德勒有着复杂而又典型的性格特点。作者赋予他女性化的外型,衬托了其敏感、天真、怯弱的天性,对于和“老朋友”加拉赫会面前后的心理刻画展现了一个情感丰富,性格多面的人物灵魂。通过分析他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其多面的人格,其中有高雅,也有世俗;有天真,也有势利,种种因素最终伴随着“见老朋友”这一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小钱德勒的情绪崩溃。     

论“君子”人格与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修养

如何选拔和培养好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是顺利完成各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工作的重要前提，是新世纪统战工作面临的重要而严肃的政治课题。“君子”是中国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君子品德”及“君子品性”对提升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自身的道德水准和政治修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造中华资格之巾帼——晚清“女中华”的话语构建与女性想象

在晚清,对于女性的热情关注与想望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知识界提出的“女中华”命题尤具典型意义。此说首见于上海《选报》的一则报道,后经金天翮在《女界钟》一书的引述,以及《女子世界》杂志举办的主题征文活动而获得关注。因为话语形式本身的开放性,所以在启蒙者言说与文学书写中存在着微妙差异,由此形成独具意义的张力空间。聚焦于“女中华”这一独特的社会性别符号,梳理它从产生到传播的具体过程,讨论晚清知识界如何借此参与女性的想象与再构,并力图揭示其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深刻关联。     

“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效应

“第二个结合”孕育于“第一个结合”,又具有与之不同的特质并行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它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是社会实践发展不断演进的结果。反过来,“第二个结合”直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从不同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不同效应。具体表现为：在造就文化新形态中,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据;在思想解放中,“第二个结合”创新了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理论和制度空间;在相互成就中,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确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效应,有助于深化对“两个结合”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典型环境下的非典型人物 ——李健吾“非典型性”文艺创作观

李健吾从现实文艺运动的需要出发,提出“典型环境下的非典型人物”的文艺创作观,并付诸戏剧创作实践中。其思想外托于对20世纪30年代风雨飘摇下社会环境的剖析视野,内依于现实主义理论对事物普遍性的观察要求和对偶然性及戏剧性的回避。     

“寺”与“家”——关于维吾尔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由于新疆地理特殊性及家庭婚姻的状况,历史上,以寺院经济为代表的维吾尔族公有经济相对发达,家庭私有制未能充分发育。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营经济难以承载维吾尔族现代化的重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地方国有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     

论“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兼论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哲学“大知识论”

我们称中国文化各家各派之共识为中华共识,如太一、太极、太和等,均是中华共识;大知、大仁、大勇等,也是中华共识。辨明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在学术及新文化构建上具有重要意义:儒、释、道诸家只有术不同,而没有道不同;应对西方文化之知识论的挑战,我们最好以各家共有之大知与大知识论为武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大知识论,它以不追求纯粹知识、不追求为知识而知识为根本目标。大知与大知识论之作为中华共识,乃是中国哲学家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