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族群认同的情境性——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

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发生变迁的情境下,瓦乡人族群认同各因素均出现双重认同趋势,但他们通过共同的遭遇这一原生性纽带,凭借语言认同把族群成员凝聚起来。     

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

先秦族群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族群迁徙的规模和范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其主体是不断变化的。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期,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期,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夏商族群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实现了族群的大范围融合,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     

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

在西方学术界和社会公共用语中,“nation”(国族)及其派生概念“nationality”(民族)是政治科学的分析单位,而“ethnos”(族种)及其派生概念“ethnicgroup”(族群)则是族类学(ethnology)的专业术语,这两组四个概念各有具体含义和抽象定性,不可相互混淆或替换。我国社会媒体、学术界乃至官方机构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常有错位,特别是以“ethnicgroup”取代“nationality”来界定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做法,既不符合我国民族结构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也有悖于我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而形成和持有的民族理论。     

族群认同感的架构——少数族群文化保护初探

在现代化思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文化面临消失的危机,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文化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议题。以族群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大众传媒影响和教育以及家庭教育、民族学校教育等渠道,增强族群认同感,可以达到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文化的目的。     

历史记忆与族群关系——永靖县新寺乡孔氏回族的人类学考察

在族群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历史记忆作为维系族群文化内涵的纽带,是族群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对族群关系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对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各民族和睦相处起着重要作用.从人类学视角,通过对永靖县新寺乡孔氏回族聚居社区的考察,厘清孔氏回族的历史脉络,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别阐述族群关系状况,揭示当地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轨迹.     

少数民族族群语言保护的历史透视——以满语为个案

语言的多样性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通过对满语由盛及衰的历史考察得知,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延缓少数民族族群语言衰亡的脚步,必须采取四种有力措施,即政府在保护民族语言方面应提供一贯的支持;专家学者应加强少数民族族群语言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族群自身应有强烈的母语认同意识;家庭和社区必须营造族群语言的使用氛围.     

分蘖与聚合——闽南对中原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由河南光州固始分蘖出的闽南族群对中原文化有特殊的记忆.唐初陈元光随父"出镇泉潮间",平定"蛮獠"啸乱,并奏请建置漳州.中原文化开始在闽南大范围的传播.陈元光的开漳之功受到闽南民众的称颂,他本人则被神化,成为闽台共仰的开漳圣王.陈氏及其他开漳将士族裔逐渐形成有地域特征的"族统"观.光州固始作为文化符码也被闽南族群所体认,成为文化聚合中的重要标识.     

论神山、寺院与族群之间的互动——以舟曲县武坪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神山与寺院是藏族地区社会文化和风土景观的两个重要象征,普遍存在于藏族聚居的农牧区,本文围绕在舟曲武坪的田野调查,将神山与寺院作为藏民族信仰的两个“中心”,分析它们的象征涵义以及与族群之间的互动.     

社会学视野中农业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理论模型--对甘肃省东乡族苜叶里社区的调查

在分析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时,学者们往往在二元经济论等宏观理论与推拉理论、期望收入理论等微观理论之间周旋.笔者认为,仅仅停留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极端上对农民的流动行为加以研究,可能会将该领域的研究引入一个死胡同.因此,在社会学的学术视野中,要想摆脱这种尴尬境地,必须从综合的研究视角出发,并结合西方相关经典理论,从而构建农业劳动力流动决策的"中国化"理论模型.笔者基于对甘肃东乡族苜叶里社区农业劳动力流动状况的调查,建构了农业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理论模型.最后得出结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与否,是社会结构的扩张力(F)、城镇非农行业的拉力(F1)、社区不合理的机会结构所形成的推力(F2)、家庭的外在驱动力(F3)、行动者的内在驱动力(F4)以及阻力(F5)等六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若以上六种力量的合力大于零,流动行为就会发生;若以上六种力量的合力等于或小于零,流动行为就难以发生,农业劳动力就会滞留在社区内.     

论族群符号边界对族际通婚的影响

族群符号边界的建构将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分为＂我族＂和＂他族＂,这种类别的划分无形中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树立一个屏障。族群社会分类的过程,也就是＂我族＂之间的相似不断得到强化,＂我族＂与＂他族＂之间差异性得到强化的过程,这种强化的结果是＂我族＂与＂他族＂发生严重异化,从而阻碍＂我族＂与＂他族＂之间的人际互动、族际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族际通婚。     

河湟阿氏土司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

本文在对青海河湟地区乐都、大通、湟中三县四个村同一土司后裔——阿氏族群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志文献及该族群几个分支的族谱,探讨河湟阿氏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为明清以来河湟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     

泰国傣泐人的传统维持与族群认同——基于泰国两个村寨的田野考察

在外来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源于中国西双版纳而聚居于泰国北部的傣泐人的很多传统文化正在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有识之士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与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当地文化发展的一种新现象.曼堤村与曼栋么村通过宗教祭祀、发展传统产业、编写民族刊物等形式来维持民族传统文化,促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族群认同,将传统文化保护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形成了以村寨为主的基层积极主动保护传统文化的现状.     

从宗教看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受殖民史、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是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的缩影,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华人宗教信仰的变迁反映了华人与土著民族族群关系的变化.     

关于东北地域族群与文化整合的几点思考——从金毓黻对“东北”的界定说起

由金毓黻对"东北"范围的界定出发,对东北地域的涵盖范围、东北地域族群与文化的发展特点、东北地域族群与文化发展的归宿等进行了探讨。认为"东北地域"的提法较"东北地区"更为适合;东北地域文化分为两个不同的大类:一是本土化特征明显的族群文化;一是交融特征明显的混合型族群文化;东北地域的政权和族群积极参与构建多民族国家的实践,是东北地域族群和文化发展的主流。     

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族群体验的表达

表达既结合作家的体验和想象,又含纳和表现民族特质的族群体验,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命题.族群体验统一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表达族群体验时,选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接受了潜藏在其中的制度、规范等,裹挟了和现实生存境遇贴得较近的时代观念和精神,同时力图运用各族群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或者本族群古老文化传统中的精魂等.这些策略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由族群而社群的儒学转向——论孟子“窃负而逃”与荀子“从义不从父”的理论意义

儒家极为关注人之价值的实现,表现为对成人之道的重视。儒家认识到人的存在离不开群体,人之价值的实现必须在群体中完成。儒家所谓群体主要包括家族群体与社会群体两个方面,对比而言,孟子较为关注人在族群中的意义,荀子则较为关注人在社群中的意义。孟子与荀子关于族群与社群的理论,不仅是孔子之后儒学衍化的两个方向,同时也是儒家群体理论的源头所在。     

从早期族群交流看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史实依据

大禹传说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有其早期史实依据,并且是以夏族群对周边族群的征服为基础的。此外,大禹传说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丰满和地域扩大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大禹族群在治水或征战过程中的迁播是大禹传说地域扩大化的重要途径。其次,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华夏民族形成引发的民族认同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意识形态基础。最后,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祭祀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现实需求。     

新世纪维吾尔族题材影视作品中国家意识和族群意识的表达

文章通过对21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族题材影视作品的全面梳理,结合新世纪文化语境,归纳了新疆维吾尔族题材影视作品叙事模式及其对国家意识和族群意识的表达。     

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我国少数族群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族群国家。我国的少数族群问题研究既可以是文化层面的,也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不能简单地"政治化"或"文化化"。在少数族群问题研究中,需要提防的是借文化研究实现政治目的,或利用政治研究消解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