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建立

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是证据保全制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建立我国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有利于维护正常的诉讼程序.当前学术界对是否应建立该项制度有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这些观点的分析论证在我国建立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必要性和价值,进而对我国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几点设想.     

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中的实务难题与解决途径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前证据保全做出了规定,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可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诉前证据保全制度设立的法理基础在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追求客观真实与诉讼效率.我国诉前证据保全实务中存在申请审查标准不一、协调难度大、利害关系人范围不易确定等难题.应该简化书面申请的程序,允许紧急情形下的申请文书补正,完善诉前证据保全申请的审查程序,完善诉前保全证据质证程序以及解除程序.     

我国大陆与台湾省地区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比较

与台湾地区相比，我国大陆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民事证据保全是一种程序；没有认识到民事证据保全制度除保全证据外，还具有开示证据的功能。应扩充证据保全范围。允许口头申请，准予对驳回申请的裁定上诉，依照证据调查程序进行证据保全，并建立诉前证据保全程序中的调解协议制度。     

论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对于刑事诉讼意义重大,它不仅有利于强化辩护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也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当前在我国的诉讼保全制度中存在着诸如刑事证据保全的主体不合理、刑事证据保全的诉讼阶段不合理、有关证据保全的程序性规定过于粗疏等缺陷,正因为如此和真正的证据保全制度还有一定的距离。要缩短这样的距离,我国应该在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上作出更大的完善,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做到司法公正。     

食品药品领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前需要经过诉前程序,实践中诉前程序作用明显,大多数案件经由诉前程序解决.诉前程序体现检察权的谦抑性,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干预公众诉权,但目前诉前程序的规定不完善,存在调查机制不健全,适用对象缺失和诉前程序的履行方式单一等问题.因此,完善诉前程序相关规定,建立健全调查权保障机制以及扩大诉前...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诉前程序的研究

我国早期的发展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环境问题随之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发展,环境问题得到重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然而,我国有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善,因此文章归纳总结了诉前程序在调查权的行使、检察建议、履职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只有梳理好诉前程序的流程,从检察机关的调查权、监督权入手,以制定检察建议的标准为基础,明确行政机关的回复、履行期限,优化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才能使诉前程序得以完善,但这需要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不能一蹴即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要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前提,在实践中对诉前程序进行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自《检察公益诉讼解释》实施以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把"利器"。遗憾的是,由于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缺位,使得检、法两家对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应当履行诉前程序、如何履行诉前程序以及未履行诉前程序时的处理方式等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对358份一审裁判文书的分析,明确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履行诉前程序的必要性,并对检察机关履行诉前程序应注意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就成为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证据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对民事诉讼的重要性是毋庸质疑的。但如何使这些客观材料进入诉讼程序,进而据以判明是非曲直是一个程序制度上的问题。对此,我国在规定举证责任的普遍原则的同时,设立了诉讼证据保全制度以及法院依职权收集诉讼证据制度,但在此之上却没有再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法手段加以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本文试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分析,借以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建议,期望有助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一、证据开示制度的含义及目的 证据开示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各方当事人在审理之前从对方当事人那里获得证言、文件及其他证据的权利和方法。     

《民法典》第997条（人格权侵害禁令）诉讼评注

人格权禁令可以在侵害发生或即将发生前为当事人的人格权保护及时提供更积极的制度方案,从制度定位上并不同于现行法中的诉前行为保全。《民法典》997条所设定的要件决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既不是纯粹的实体法规范,也不是单纯的程序法规定,而是实体与程序交叉的请求内容。中国诉前行为保全的程序理念主要参照英美禁令制度,并不具有程序独立性。就独立性而言,中国人格权禁令程序更贴近德日的保全程序。人格权侵害禁令程序中,迅速保护受害人的程序价值优先于适正公平。禁令程序的迅速性程度取决于人格权侵害案件的紧急性。人格权禁令更强调职权主义,并在程序保障上弱于普通程序。不仅应明确禁令程序的特性,更应探讨研究具体的程序设置与对接协调,从而在确保实现禁令快速保护目的前提下兼顾被申请人的程序保障。     

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前禁令”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主体范围和诉讼保全制度的规定过于苛刻,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进行,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制止环境侵权损害行为.新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有关机关和组织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且在民事诉讼中首次引入行为保全,从而有效弥补了民事诉讼立法的不足.借鉴国外“诉前禁令”制度,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指导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异化与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制度研究

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制度开始被稀释,并逐渐异化为对诉中活动的参与。这一变化导致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虚化,与其他适格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需求相悖,且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要求背离。这一走势不利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未来需要对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应然地位予以归正,明确其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具体应用方式与内容。     

论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

证据交换属于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证据交换制度程序价值体现在公正与高效上，证据交换制度的设立和实施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的发展。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交换的相关内容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就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阐释了证据交换制度的概念、立法背景和效用；详细介绍了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即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范围、证据交换程序的启动方式、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时间、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次数、证据交换程序的参与主体；深入分析了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是证据交换的证据范围不够明确、二是证据交换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三是证据交换的尺度把握不够准确；最后提出完善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即明确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的证据范围、充分行使法官释明权、进一步完善当事人诉讼指导制度、准确把握证据交换的尺度、做好证据交换程序与庭前调解程序的衔接、证据交换后径行进入下一诉讼程序的一系列建议与构想。     

侦查程序模式与律师权利配置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配置受侦查程序模式制约。英美对抗式侦查模式强调程序的对抗性,因而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而大陆职权式侦查模式强调程序运作的单向性和职权性,因而排斥律师调查取证权,但同时也赋予侦查机关以客观公正义务和证据保全请求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在维持职权式侦查模式的同时强化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并赋予律师以证据保全请求权。     

论我国行为保全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的民事保全制度可以追溯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行为保全制度在当时尚未初创;1992年到2012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法制建设、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行为保全制度呈碎片化地在知识产权诉讼和海事诉讼等领域初步创设起来;2013年,以民事诉讼法的新一次修正为标志,行为保全制度正式被纳入到基本法律层面的民事保全制度体系中来。这一历史进程体现了实践变迁与制度规范变迁的双重互动规律以及我国法律制度变迁特有的"稳而慢"的特质。     

民事书证取得机制比较研究及启发

书证取得机制在我国的缺失使得当事人取证困难重重,严重影响诉讼的公正和效率.通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书证取得机制的分析,可为我国将来构建该制度提供思路和模式.包括促进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诚信合作理念、依靠强制力和证据保全制度获取书证等.同时也应平衡多种价值,防止机制滥用.     

科技证据适用问题之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犯罪的智能化 ,使用科技手段进行诉讼证明是现代司法程序的客观要求。本文对科技证据的含义及其证据能力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 ,并就我国科技证据之适用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 ,科技证据通常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取证难度较大的诉讼案件 ;只有在采用常规取证手段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使用 ,且应该通过法定的机关批准     

电子证据保全与规范使用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商务活动逐渐由传统模式转向电子模式。在计算机网络中,信息的存储与交流均是以数据作为媒介。然而数据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流动性以及易被篡改等缺点使得电子数据变得极不安全。因此电子数据保全工作便成为电子商务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文章就试图从该角度出发,对电子证据的保全与使用进行探讨。     

审判中心下统一证明标准之反思

在功能论的意义上,证明标准是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最低终点线,是裁判结论具备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保障。我国统一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违背了诉讼认识的规律,忽略了不同程序的差异与功能,削弱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压缩了辩护的空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统一证明标准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其失去了适用的事实基础和程序基础。审判中心主义之下,证明标准只存在于审判阶段,应明确审前证据要求与庭审证明标准的区别;明确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的证据要求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差异性。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差异性的实现,应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完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细化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强化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     

审判中心下统一证明标准之反思

在功能论的意义上,证明标准是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最低终点线,是裁判结论具备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保障。我国统一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违背了诉讼认识的规律,忽略了不同程序的差异与功能,削弱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压缩了辩护的空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统一证明标准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其失去了适用的事实基础和程序基础。审判中心主义之下,证明标准只存在于审判阶段,应明确审前证据要求与庭审证明标准的区别;明确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的证据要求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差异性。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差异性的实现,应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完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细化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强化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     

两岸证据保全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立法中有证据保全制度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制度中也有关于证据保全的规定。对双方进行比较,有利于对该制度充分的理解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