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符号解释视域下的儒道互补会通

文章从易学解释对象、对道的解释和天人观三个方面论述了儒道互补会通.作者认为,脱离卜筮语境的易文本符号,意义不确定,为后世解释者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自由的理解和解释的空间,此为易文本符号成为儒道两家的文本和思想重要源头的原因.作为易文本解释之作<易传>不可能脱离文本、完全按照早期儒家已有思想解释,而是必然要选择儒道两家观点、思想和思路.<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主要取决于易文本阴阳符号,从方法论和哲学体系建构框架为儒道两家融合提供了可能性,而"见仁见知"承认了前理解存在和以前理解为前提形成合理的偏见,展现了儒家在易学解释中严谨的易学态度和宏大宽厚的学术视野,最终指向儒道兼收并蓄,避免了儒家在解释道时走向任何一端,这是<易传>之所以能够超越了儒家自身、融儒道两家为一的主要原因.<易传>虽是儒家解<易>之书,却不同于一般儒家解释作品.<易传>之道,既非儒之道,也非道家之道,而是内涵儒道两家的易道.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易传>解释学在尊重易文本原义的大前提下,极大限度地接受了儒道两家已有的论证思路和思想内涵,既重天道也重人道,从天道论及到人道,系统而圆融,建构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易学特色的天人合一的体系,真正实现儒道互补和会通.     

论儒道哲学中"道"之差异性

"道"是儒道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但"道"的含义在儒道哲学中有很大的差异.从"道"的明晰性与模糊性、主体性与本体性、人文性与超越性等方面对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进行比较辨析,以便准确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哲学问题、深刻把握整个儒道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儒道审美理论的对立、互补与融合

从审美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审美术体入手,分析了儒道两家对作为审美本体的“道”的不同解说,即儒家是伦理之道,道家是自然之道。立足于不同的审美本体论,儒家把审美过程看作是一种以情感为中介的感性活动,即感性观照;而道家则把审美过程理解为一种超感性的纯主观的心灵活动,即内省体验。这决定了儒家审美理论的功利色彩和道家审美理论的超功利性。并从美学史的角度,论述了儒道审美理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师说》发微

一、韩文中的儒道、师道与文道《师说》,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个关于师道的著名论点,作为全文立论的总纲.接着,文章就紧紧围绕师道来写.文章虽说是在宣扬儒道,但也不尽如此.诚然,韩愈一生以复兴儒道和倡导古文为己任.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又在《重答张籍书》中做了更加概括的解释:“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在这里,他公开宣称他要传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并且隐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孔老异路与儒道互补

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并最终形成了儒道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儒道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战国和宋明两次高潮,在宋明以后的儒释道三家并立互补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互补实居于更基础的地位。早期的儒道互补是真正的双向互补,后来由于儒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儒道互补事实上主要是以道补儒,具体的内容则有两端──补儒学之缺和补儒学之偏。儒道互补使中国的文化结构趋于自我完善,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趋于完整和艺术化,在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离开了儒道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文心雕龙》之“道”再辨——兼答邱世友同志

读了《哲学研究》今年五月号上邱世友同志的文章:《关于<文心雕龙>之“道”》很受教益,非常感激。特写这篇文字酬答,以谢雅谊,并就正于大家。多年来,对于《文心雕龙》之“道”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的名流学者很多,但是“道”的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把许多对“道”的说法加以罗列,则有黄侃、刘永济的自然说;范文澜的儒家圣贤之大道说;陆侃如的儒家说;杨明照的三才说;郭绍虞的自然之道和儒道不矛盾说;黄海章的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不能等同说;     

试论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的和谐互补

中国古代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观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和风格的形式发展有重大影响,儒家音乐思想是入世的,道家音乐思想是出世又入世的,儒家主张"乐以载道"、"乐与政通",道家所长"大音希声"、"通神养生";儒家追求"中和、善美",道家追求"自然、希声",儒道互补的音乐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绵延不绝的民族和谐之音。     

百家异旨趣，六经富文章——曾巩文章观探略

有宋一代,士人博才勤学,曾巩亦好读百家之书,但在他看来百家之书"知偏一方""道偏一用",只有儒家经典适天下之用。曾巩作文以六经为本,源于以文明道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儒家经典为师法对象。他认为,六经等儒家经典发明圣人之道,思想玄奥深邃,体大言微,长于叙事,在文法上亦有可借鉴之处。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对象,曾巩为文根柢经义,引"经"据"典"多出于儒家六经,议论、叙事从容严谨,完备透彻,自有法度,法三代两汉之文,使曾巩自壮其气,获得审美愉悦,其论合于儒道,是为一代名家。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儒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儒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儒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儒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儒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儒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儒道并治。     

伍守阳的三教合一论

伍守阳认为,儒释道都是关于性命之学。但三教言性命之详略是不同的。儒之言性命,言其影,不言其形;释之言性命,以性为形,以命为影;只有道教言性命,既言其影,又言其形。就道儒关系而言,伍认为儒家伦理是仙道之基;而仙道是儒家之天道。道、儒之间的不同在于:儒家着重于全人道——知人,而道教着重于修仙道——知天。就仙佛关系而言,伍认为仙道与佛道同,都是为了复真性。真性即佛性,所以说仙即是佛。仙佛二教同一工夫。据此,伍守阳在阐述其丹法时,把丹道修炼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与佛法修证一一加以相互印证;将仙佛工夫合而为一。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传统儒家实学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

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以降儒学的实学精神和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派的新成果。以国家软实力为视界,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古典国家软实力理论,对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文亦提出:传统儒家实学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特征,相对之"虚学"以体用分离、空谈形上为特征;儒道佛三学理一分殊,殊途同归,不为对立,而为互补;中国传统实学包括儒道佛,不能独判儒学为实而以道学和佛学为虚。     

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笔者认为司马迁极大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合理有效之成分，以儒家为主，巧妙地融两家为一体。为此，本论文分别论述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最后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个人遭际等方面阐述了司马迁之所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道家思想的原因。     

文学理论在西晋的新变——儒道调和——以“旁观者”葛洪为中心

葛洪以道教领袖、道教学者的身份,一方面挑战儒家伦理道德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主流地位,提出＂文德钧等＂的儒道调和的文学创作原则;另一方面,从道教的宗教适用角度提出文章应有益于教化,从而与儒家主张的文章政教合一思想殊路同归。合上述两个方面观之,文学理论在西晋出现了新的变化——儒道调和。     

论《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及其成因

《列子》这部道家之书相传为先秦列子所作,今传其实为魏晋人伪作,然而在此书中,我们却可以不时见到孔子的身影。出现在《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复杂,既有儒家本色,又有道家风貌。大体说来有三种形象:由儒入道,亦儒亦道的孔子;道家仰慕者,通达悟道者;儒家之君子。《列子》既出于魏晋人之手,书中孔子形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社会"调和儒道"的思想密切相关。     

论儒道思想对王羲之书法美学思想及书法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道"互补.儒家推崇"中和"之美,道家向往"自然"之趣.王羲之的书法美学思想是儒道并蓄,因而使他的书法艺术兼具中和、自然之美.     

庄、孟“辟杨墨”新探——兼论儒道身体观之差异

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意识性取向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始终以修身为本。对该论断的佐证,在先秦儒道两家文献中比比皆是。单就身体本身来说,道家身体观将其视为"道"之直接体现,故主张"顺性命之情"、"安时而处顺";儒家身体观视其为人文化成之展示场,故主张"克己复礼"、"修己以敬"。有趣的是,儒道旨趣虽然不同,但在成书时代接近的《庄子》、《孟子》中,皆有"辟杨墨"之文字被保存下来,所论皆与身体之对待相关。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窥见两家身体观之差异与各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