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宋代诗话中的诗格论

宋代诗话对"格"作为诗学审美和理论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格调、品格之义的诗格论;作为风格、风致之义的诗格论;作为体式、诗法之义的诗格论。宋人着力的理论性辨识为明清诗学理论中格调论的出现和成熟累积了丰富的理论和批评养料。     

白居易“诗道崩坏”论

“诗道崩坏”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白居易所谓“诗道崩坏”即儒家“六义”诗学传统的崩坏 ,特别是“风”(讽 )的崩坏 ,其突出表现是采诗制度的废弃不用。白居易试图对业已“崩坏”的儒家诗道进行救扶 ,但最终救扶不起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论先秦诗学的“《诗》学”特征

先秦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端,虽有很多文献资料都有对"诗"的议论,但先秦诗学具有显著的文献之"《诗》"的特点,而非我们现在理论强调的文体之"诗"学。     

孟子的诗学——兼论“说诗”与“赋诗”的区别

儒家诗学发端于孔子。孔子之后,承传关系便不太了然。汉时,四家诗出,《鲁》诗最早(见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序》)。然其传人,据《汉书·楚元王传》称之为“孙卿门人”浮丘伯。丘伯为汉时齐人。《齐》诗在文、景世与《鲁》诗齐名,传人辕固,固以上传者不详。《韩》诗、《毛》诗皆称传于子夏,而子夏论诗,仅《论语》一见,别传无徵。最为确凿有据、对诗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孔子身后,当推孟子。他不仅是最早出来解释诗歌篇义的学者之一,而且对诗学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立法学,孔子《诗》学同样是立法学。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异制"冲击之时,清末民初大儒廖平致力重拾儒家内学"旧法",尤其注重《诗纬》。晚清大儒应对西方"异制"挑战时的首选古学资源为儒家公羊学,但与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接应西方民主不同,廖平坚持公羊学的王政论本色。廖平认为,公羊学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无不源于孔子《诗》学。要理解这一本源,必须依循《诗纬》的指引,因为,《诗经》师说,"精微义例,全在纬候"。针对以《诗》为古事、以序说《诗》的旧说,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为当今思考中国新政与全球化处境的关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秘学思路。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现代性意识

"纯诗"理论作为梁宗岱诗学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也是现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对其理论的阐发与评论上,很少言及"纯诗"理论产生的根源性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识。"纯诗"理论本身即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物,梁宗岱提倡"纯诗"是对诗歌中审美境界的回归。一者,其"纯诗"理论之意义并非要求诗歌必须纯之又纯,而是强调诗所以为诗的美学意义;二是梁宗岱平视中西、烛旧照新的诗学态度,对于凭借否定旧诗而发展起来的新诗具有补正纠偏的作用。现代性意识的体现是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     

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再考察

本文旨在重新考察和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认为"诗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这一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文本中未必能够得到确切的证明.细读<诗学>文本,详察他所论述的摹仿对象的位置,可以发现,摹仿并不是"复制"现实世界,而是按照可然律进行的创造;亦不是对所谓现实"原本"的仿制,而是在诗中对目的的追寻.无论艺术还是文学,它们与自然或现实的关系,都不是"复制"所能说明的.     

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从音、形、义的忠实性创造解读汉译英诗的美学再现

译诗的关键在于译其神,译其美。翻译诗歌不能只拘泥于原作表层的文字结构,需发掘原诗的意境,使原诗神韵再现于译作中。汉译英诗在无限接近原诗音、形、义的同时,应讲求音美、形美、义美,传递原诗的精髓,实现忠实性的创造,再现原诗的美学意义。译者在深刻领会原诗文字内容的同时,要把握其原创精神,力求译作与原作浑然一体。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从题写到编集: 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

题注是唐诗书写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题注的本来面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作为唐诗自注的一个重要类型,题注的性质和形成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典籍注释,甚至不同于唐诗自注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诗中注。唐诗题注或注创作体式,或注作者官职,或注创作时间,或注创作地点,或注创作缘起,或注创作背景。这些题注在最初创作之时并非是注释,而是诗人创作时书写的署名、题记、诗记等内容在别集编辑时被以注释形式改写于诗题之下形成的。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唐诗自注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诗歌翻译的文体意义透视——杜甫诗歌《佳人》的两种英译文分析

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文体风格再现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原作者的写作风格及其深邃的思想和饱满的情感,给读者以真实和美的感受。译者应在分析原诗文体意义的基础上,以保留原诗的文体意义为基本原则,生动准确地再现原诗的内在精神和原作者的品格精神。     

从格式塔整体性分析李商隐《无题》的英译

译者要把握好诗歌短小形式下的无穷意味，才能将诗歌之美传递开来。而格式塔心理学强调的“整体不等于部分相加之和”，正是译者在理解原诗意味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文章对李商隐《无题》的三个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究格式塔原理对诗歌翻译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及英译问题探析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也是古诗的审美评价标准。本文从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探讨汉诗英译过程中诗意的转换问题,认为用英语进行“再创造”,重现原诗的意象或意境,是汉诗英译的关键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译者的诗学修养、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实现“诗人译诗”或“以诗译诗”。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     

从功能语法的角度分析《静夜思》

绝句是在唐代兴起的一种短小灵活的诗歌样式,它以极其经济的手段,表现最为广阔的生活,描绘最美好的境界,抒发最丰富的情怀。在绝句的英译过程中,由于中英诗歌的语篇特点不同,原诗与译文在诗意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本文将原文与译文视为不同的语篇,从语篇照应、语篇的指向性和经验功能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比较得出绝句具有三个语篇特点:经常使用省略形式,以读者的联想与共鸣来贯通诗意;语篇指向性比其英译本要模糊;用简洁明了的诗句来表达复杂的经验功能。     

数量词的模糊化语义与古汉诗英译分析

在古汉诗中数量词的使用是一种常见的语言表达手段, 其模糊语义往往比准确的数字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分析了古汉诗中数量词的模糊化功能, 提出了古汉诗中数量词不仅可以通过模糊语义突破诗歌意境的转化, 也可以利用数量词叠加突显古汉诗神奇的审美艺术效果。同时, 数量词的模糊化语义还能够充分解释古汉诗语言形式的组合和聚合关系的偏离问题。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注意挖掘模糊化数量词背后所隐含的诗歌前景化语言, 并再现与原诗等值或近似的审美价值, 以突显作品的特殊效果或意义, 增强诗歌翻译作品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