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传说的现代隐喻——论苏童小说《碧奴》

苏童的长篇小说《碧奴》作为全球性的"重述神话"项目之一,以全新的形式书写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小说通过瑰丽的想象和陌生化的叙事方式对古老传说进行了一次再创造,但在"重述神话"的外衣下,作品潜藏着对现代文明的隐喻,这让原本美丽的神话传说抹上了一层现代文明困境的宿命色彩.小说通过对碧奴寻夫之路的描述,展现了人性的冷漠、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压和人类总也走不出的生存困境,这无疑是对人类历史现代化进程的隐喻.     

文明的记忆:民间文学对文明的表述

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长期被以书写为载体的中心叙事所忽略,进而影响到对其价值及意义的客观评价。文章基于阿兰.邓迪斯的"民"的界定,聚焦民间文学的文明形态、民间话语对文本的建构、传说、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对文明的表述,说明史诗、传说、神话等口头叙事承载着人类集体记忆,具有巩固传统和延续文化的功能,其种种表述方式是对人类文明的确证。进而说明民间文学是书写形式文本等精英文化的源头,属于文化中的大传统,以此回应叶舒宪教授所提出的"重估大传统"之论。     

晚清云南小凉山彝族迁徙传说中的族际关系与区域政治——一项走出“费孝通困惑”的尝试

本文将民族史书写中以"民族"为主线和以"区域"为主线的张力称为"费孝通困惑"。清末云南小凉山彝族的迁徙传说因涉及地域性历史事件而具有超越族群、地方的公共性,我们将这些具有公共性的传说理解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有效材料,且将它们当作联结民族史书写中的"线"与"面"上的意义之"点",这些"点"因具备超越多层次认同空间的能力而成为民族史书写的某类意义单元,本文将承载这些意义单元的个体化叙事理解为一项走出"费孝通困惑"的社会史尝试。     

历史语境中的文类转换与多元叙事——以木兰形象的流变为中心

木兰传说文本的历史流变、跨文化传播,使得“木兰”的艺术形象鲜活生动、深入人心。中国传统的木兰形象以忠孝为主,凸显了女性个人命运和家国精神的主题,也融合了不同历史时期“民间书写”与“正史书写”的文化观念。此外,在跨文化叙事的语境里,尤其是从书面文本向电影叙事转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情节增饰、人物个性、叙事主题等传播变化,这对于民间文学资源现代性转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身体·性·政治——对小说《少男》基于文化政治的解析

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已因语境的延异而陷入绝境,发生了认识论断裂,表征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底层书写"对身体、政治和性进行解辖域化并生成为微观政治。通过对《少男》文本能指的认知论断裂分析,比较这两种同具左翼色彩的文本对身体、政治及性之关系的异质性编码路向深描,尝试挖掘文本欲望叙事的生命政治踪迹。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书写疗愈对比探究 ——以福克纳和赵健秀的作品为例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创伤叙事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性和群体的身份属性又赋予南方人和华人自身创伤的特殊性,使两者有较强的对比.福克纳与赵健秀分属美国两个不同族群的作家,书写"创伤"的创作立场大相径庭.因此,借用创伤理论探析二者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进而研究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创伤叙事中作家不同的书写立场产生的不同创伤修复效果,为寻求最佳的书写疗愈方式提供研究参考.     

唐宋时期:民族志的多元书写实践与成效

中国历史是众多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唐宋的统一与多民族分治,国家政治地理板块上多民族的对撞与融汇,客观上为民族志的书写带来了更加多元而新鲜的素材。王朝框架下正史"四裔传"的民族志叙事,大型类书或典志相关部类(门类)对民族历史的记载,井喷式涌现的民族志作品以及来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典籍文献,从多个层面穿缀了唐宋民族志多元书写的斑斓画卷。     

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族群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

杨汉先生长在20世纪初贵州西北部一个自称"阿卯"的苗族族群中.他关于贵州西部苗族历史文化的民族志书写,应放在民国年间政府构建现代国族体制的历史脉络中来分析,将之理解为中国西南部土著族群争取国家确认他们的民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一项努力.他既借用近代民族研究论述中"苗族"这个类别来争取政治确认,又根据土著文化和丰富的口头历史传说来重新定义"苗族",使之有别于现代国族建构的历史叙事框架.杨汉先的经历和著述,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体制,提供了一个边疆土著族群的特殊视角和一批崭新的素材.     

“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以《青春之歌》与《大学青春》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理性的规约下,大学叙事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反映30年代学潮运动的《青春之歌》,还是描写5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大学春秋》,"十七年"大学叙事都贯穿着共同的成长主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十七年"大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多的规定和约束,从而缺乏文学自身更多意义生长的空间和可能。在关于大学的想像中,虽然《青春之歌》不如《大学春秋》那样具有"切肤"的质感和生动的体验,但是二者都同样交织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两种不同的传统。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价值迷思

新世纪乡土小说根据书写场域的变换可以分为"在乡"、"进城"和"返乡"三种典型的叙事模式."在乡"叙事对乡村的封建意识和权力政治进行批判,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文明的热切向往;"进城"叙事关注农民离乡进城的生存状态,城市又成为罪恶的渊薮,透露出对乡村的浪漫怀想与回归传统的强烈意识;而再次由城到乡的"返乡"叙事则揭示了市场观念冲击下乡村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没落,在城市中殷殷展望的可爱家园又温情不再.当文学对象在"乡村-城市-乡村"之间发生转换后,三类叙事对城乡的想象所出现的悖论性书写,以及作家对城乡的情感向度所发生的钟摆式摇晃,反映出社会和文化心理方面的诸多影响因素.     

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

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喻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成长性“文革”叙事

新生代作家和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作家由于其"代际差异",有着"文革"亲历和历史记忆之别。在书写"文革"时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能跳出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单一的政治视角,更多从儿童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成长史,执著地探询着人性主题。     

米亚·科托小说《梦游之地》中的文化政治景观书写

小说《梦游之地》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作家将长达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战作为小说叙事背景,以精妙的叙事结构和对语言的改造探寻了殖民大陆身份认同的出路与可能。可以看到,作家米亚·科托在文字中重建了莫桑比克整个国度。在文本细读和对文本历史语境的考察基础上,以"文化政治"切入,具体分析作家在其小说中书写的系列政治景观,即语言政治、身份政治、空间政治,继而探究作家在字里行间所传达关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声音与话语。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模式析论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有法。对于虚构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苏轼善于通过叙事制造"震惊体验",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对于"复合语义结构"小说,苏轼以"改写叙事"和"还原叙事"两种模式实现对历史和传说的"再叙述"与"再阐释"。《艾子杂说》中的叙事特征与"妙悟"的文学传统、禅悦之风的盛行和疑古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传说、农民和道德——以闽西九洲村“红娘过缸”“乌油钵”故事为例

本文介绍了闽西农村流传的"红娘过缸"与"乌油钵"两则传说,通过对它们表述方式的对比和探讨,试图讨论传说故事在农村社会中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指出其背后存在的逻辑差异在于不同群己界定下的伦理判断,农民在进行决策时以"我"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流传出"合乎人伦常理"的规约型传说,这些传说因社会精英的改造、推广从而流传范围远近不同。     

古代传说文本叙事特点——以刘三姐传说为例

民间叙事有其固定的叙事模式,体现为叙事母题的不可随意更改和结构的稳定性,具有叙事的“本真性”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以刘三姐传说为例,在古代文本被整理、记录的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民间叙事文本中被加入记录者隐藏的叙事,目的在于重塑与民间叙事不同的话语权,表达自己的声音。因而在叙事文本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叙事、话语和声音。     

“前瞻”与“反观”——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受难农民”形象改写

新世纪乡村叙事有两种农民形象的书写。与占主流的"受难农民"形象书写不同,它们要么侧重从"苦难"和"底层"中发掘和构建富有"新生"质素的令人鼓舞的农民形象,要么侧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农民的现代主体建构所面临的深层的精神桎梏。比较而言,后者更能深刻反映出农民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因而更深沉,更有力度。     

“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论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

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民族神话、传说蕴含着民族文学的叙事密码和叙事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大力阐扬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精神,其意在恢复叙事效果上的“新鲜感”,实现叙事文风上的“古风”意韵,在叙事经验中抵达对“神思”的妙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实质上是“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沉潜地表达了对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归心;在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对民族神话、传说中深层次意蕴的发掘,于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性建构,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乡村振兴视域下牛郎织女传说的景观叙事研究:以湖北郧西为考察中心

牛郎织女传说根植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定型的五大核心情节具有基于现实生活的农-桑景观叙事、充满生命哲思的河-桥景观叙事两大基因。湖北郧西作为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之一,通过采取天河景观命名、七夕景观聚集等景观叙事策略,一方面强化了传说与地方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为探索传说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牛郎织女传说景观叙事与景观生产应立足传说内涵和地方资源,讲好乡村农-商故事、农-旅故事和爱-情故事,充分发挥经典传说的民俗经济功能、文旅融合禀赋,以及乡村治理价值,赋能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积极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     

西方记者延安叙事研究

西方记者延安叙事方式主要是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叙事聚焦从不同视角描述延安人物和事件,包括内聚焦、零聚焦、外聚焦三种形式：内聚焦表现为追溯往事与自我体验的“二我差”,零聚焦跨越时空和切换视角地解读大型历史事件,外聚焦含蓄冷峻描绘深意场面和蹊跷事件。叙事结构强化延安书写的因果联系和比较意蕴,采用框架叙事和嵌入叙事两种方式,前者展示延安风貌和精神气质,后者拓展外延和深化主题。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交互作用,对历史赋形释义,彰显红色理想的政治隐喻和情感功能,凸显延安叙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