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勒菲弗尔译学思想初探

传统翻译学主要研究语言转换和文本分析,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开启的“文化转向”无疑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全面考察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关系等之间的关系。文章概括了勒菲弗尔基本理论观点,分析了其在突破传统翻译研究基础上带来的重大意义,并在“译之为译”的层面做出理论上的反思。     

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理论阐释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勇气妈妈的黄瓜:文学理论的文本,系统和折射>一文中提出了折射和文化三要素理论,从而把翻译研究从语义层面的微观世界,带到了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本文主要介绍他在这篇文章中的基本理论思想,以揭示其翻译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从“操纵论”看林纾的翻译

从传统的翻译理论来考察,林纾的译文往往被指责为"不忠""误译";但把林纾的翻译置于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理论下考察,林纾的"不忠""误译"正是当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共同作用的产物。     

晚清翻译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

采用的理论框架是一种以译入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安德烈.勒菲弗尔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者以勒菲弗尔的“诗学”观点作为切入点,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顺序三方面阐述晚清译者如何改变原文叙事模式,以适应译入语的文学惯例,满足当时读者的审美情趣。     

权力与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

20世纪70年代,翻译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使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勒菲弗尔等翻译理论家提出了翻译主要受到三个因素,即意识相态、诗学、赞助人的操控的观点.主要从勒菲弗尔“三因素”论的角度探讨权力对翻译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影响.     

从诗学视角看《茶花女》的接受与传播

采用翻译研究派的理论，特别是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结果表明其成功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译者充分尊重了译语体系的诗学传统，尤其是林纾的个人诗学与社会的主流诗学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该研究再次证明文学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斗争与协商的复杂过程。     

改写理论诗学视角下《丰乳肥臀》英译本研究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活动,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三个因素的制约。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框架,从三大制约因素之一诗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英译本。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分别从修辞手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习语表达二方面分析研究,探讨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从而得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功地运用了省略、直译、替代的翻译策略,使英译本广受西方读者的喜欢。     

翻译诗学溯源

从亚里士多德《诗学》谈起,追溯国内外学者有关翻译诗学研究的相关论述具有极大意义。文章对西方翻译史上三位大师梅肖尼克、巴恩斯通、勒菲弗尔关于“翻译诗学”这一概念相关论述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以期唤起翻译学界对“翻译诗学”研究的兴趣,并将这一具有光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进而推进下去。     

文学翻译中受控于非文本因素的策略性误译探索——基于改写理论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将翻译纳入系统的、动态的功能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以改写理论为指导,分别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读者期待、赞助人要求和译者动机5个方面探讨分析非文本因素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无形操控,及由此导致的译者的策略性误译。     

林译《黑奴吁天录》诗学化改写研究

翻译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从诗学化改写角度探讨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中如何置换了原文的诗学风格,成功吸引了深爱桐城诗学风格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眼球,使《黑奴吁天录》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挖掘该译本在翻译实践方面所包涵的价值以及对后世译书的启示。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述评——兼论勒菲弗尔“制控论”翻译思想研究现状

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是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制控》中提出“制控论”翻译思想,认为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的限制。本文回顾了勒菲弗尔“制控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澄清了国内对“制控论”以及文化学派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在分析了其优势后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翻译研究还要注意对翻译本体的把握。     

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翻译改写论对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本文从翻译的改写观出发,将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的改写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勒菲弗尔和德里达分别从文化转换和解构主义视角提出了翻译的改写观,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认为翻译即改写,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而德里达认为翻译即＂异延＂,任何文本没有确定性和单义性,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改写。     

东西方“比较诗学”及其历史建构

从东西不同文化区域的“诗学”涵义及其演变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实质上是指对于不同诗学体系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传统和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文学理论。从历史建构过程看,比较诗学既是诗学自身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比较文学趋于深化所提出的必然结果。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相互依重又相互参照,成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统一体。     

傅东华对《飘》的重写及其原因探究

本文用美国翻译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的翻译重写理论这一透镜,反思傅东华对《飘》的重写过程,将翻译过程置放到1 9 4 0年代上海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读者等因素对傅东华翻译的影响,并通过文本对照细读的方式分析以上因素在具体的重写策略中的体现。本文尝试通过这种描述性研究来重新认识翻译现象,从新的视角对翻译本质和翻译史上的个案重新思考,揭示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紧密关系,深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操控理论视角下《醉翁亭记》译本比较研究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的名篇《醉翁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一千多年来,有多位海内外著名翻译家将其译成英文。20世纪80年代,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中的操控理论,在翻译实践中转而关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因素。文章将以操控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翟里斯的英译版《醉翁亭记》,研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