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关于西周社会形态討論中的几个問題——与杨宽、束世澂两同志商榷

最近讀了《学术月刊》一九六○年第九期楊宽和束世澂两位同志討論西周社会形态問題的文章,我觉得有几个个別問題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想在此提出来和两位同志商榷一下。 (一)“人鬲”、“訊”和“臣”是否即是奴隶? 楊寬同志在“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首先根据他的看法肯定了西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他所以有这看法的根据,是西周时代奴隶数量相当大。奴隶数量大了,是否就可构成奴隶占有制社会,已是个还可商榷的問题,这且不说它。楊同志所认为数量相当大的奴隶,照     

有关古史分期一些理論問題——与杨宽同志商榷

楊寬同志在最近发表了“論中国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見本年八月九日《文汇报》一文),富有启发性。他辨明了“民”、“庶民”、“庶人”的身份不是奴隶,“井田”制度是“村社”土地制度,是我完全同意的。尽管如此,看起来我們之间对分期問題还是有分歧的。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分期意見如何,应等待他的全面主張发表以后,經过仔細研讀,再作全面商榷。在本文中,我仅能就楊文所涉及的若干理論問題,提出个人意見,請楊寬同志和讀者指教。过去,我对古史曾有一些誤解,也利用本文可能涉及的地方,进行自我批判和更正。 楊同志的文章,粗粗一看,很令人惊訝,他既否定了西周是封建領主制社会,又否定了西周是古代东方型的奴隶社会,更否定了西周是典型(希腊、罗馬)奴隶制社会。讀了以后,使我徬徨无主,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世界史上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嗎?西周是不是原始社会或資本主义社会呢?显然不是,那怎么办呢?幸而楊同志在結語中說:“西周該是奴隶制社会”,这才使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下来。但既說西周是奴隶社会,却又認为西周既不是古代东方型,又不是古典奴隶制型,在我們看,是很难說通的,就从这里談起罢!     

也谈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

最近于几种刊物上讀到一些討論老子問題的文章,不禁見獵心喜,我也愿意談談我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我的看法基本上是同馮友蘭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問題”(1959年6月12、13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看法对立的,因此卽用上題命篇。还望馮先生和与馮先生的見解相同的同志們不吝指正。     

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错误论点

間题的提出六百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人怀疑‘吾’与‘我’有区別。元代赵德在‘四書箋义”一書中写道:“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清代楊复吉在“梦闌琐笔”里,俞樾在“茶香室叢鈔”里,都同意赵德的見解。认为“吾”与“我”,“分別甚明”(楊复吉語),“其語似复而实非复”(俞樾語)。这种見解,由于缺乏有力的科学論据,故未曾流行,仅仅得到少数人的欣賞、附和而已。     

美和美的矛盾规律

在文学批評、文学研究、以及典型問題的討論、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理論的鑽研上,我們总会接触到美学思想、美学原則、美学評价,以及美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美学的問題。这問題原是非常抽象而复杂的。国內学术界关于美学的著作,原不很多。蔡仪同志的“新美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及“談美”等,虽然較有系統,但他們的論点,却不能說是没有問題。尤其是朱光潜先生的見解,更加值得批判和研究。去年文艺报十二期上,朱光潜先生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     

再谈“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我閱讀了李赤子先生在“学术月刊”第七期所发表的“也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的文章,和学术月刊編輯部轉来的丁雍年先生与光磊先生所提的意見,并且我又向一些同志們請教,討論这个问題,这些都給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認識到,关于这个問題,在某些方面,我的思想确实是有些混乱的。因此,为了搞清楚我对这問題的看法,使我在学习馬列主义中能更好地領会毛主席的“两类矛盾”的学说,我想还借着一次机会,再談一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如果我們要了解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之間的     

在广东历史学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的座谈会上刘节先生的历史观点受到了进一步批判

10月5日,广东历史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談会,討論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刘节先生在会上作了多次的发言,反复地說明自己的論点,对其某些重要論点,作了补充和发揮。参加座談的同志,就刘节先生近两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出的錯誤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特别是刘节先生在会上的发言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問題进行了分析批判。刘节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刘节先生說:我的“天人合一”說,是要以人来統一,而不是以天来統一,也就是以人来掌握自然规律。人掌握自然规律必須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如心理学的自然规律,这是主观方面的;一是如物理学的     

略論太平天国領導集团的内訌

太平天国衰落的开始是一八五六年领導集团的內訌。这一事件集中反映了農民階級本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关于太平天国领導集团內訌的問題,罗尔綱先生的“太平天国領導集团內訌考”提供了許多史实,但我們認为其中对于史实的分析还有一些未尽然处。苏联学者們对这个問題的分析固然能給我們一些啓發,但因他們所根据的史料不足,因此分析不够具体,甚至难免有不符事实处。我們認为太平天国領導集团內訌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而且在不断發展着变化着。洪楊矛盾發展到韋昌輝的疯狂屠殺,再發展到石达开的出走,我們就不能認为始終是一回事。本文試就这个問題作一些探討。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有关岳飛評价的几个問題

几年以前,关于岳飛是否应当算做民族英雄,曾經有过一場爭論。这个問題自然早已解决了。但是,从近來發表的文章及教学中看,有几个关于岳飛評价的具体問题也还值得進一步加以討論。這就是:鎮压湖湘地区的農民起义問題,岳飛在抗金斗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紹兴十年(1140年)反攻开封之役后撤兵及岳飛被害的分析。(一)鎮压湖湘地区的農民起义問题过去,曾有人片面誇大岳飛鎮压以楊么为首的湖湘地区農民起义这件事,从而基本上否定岳飛,这是不对的。目前,有些人又好象怕損害岳飛的民     

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

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在《新建设》发表了关于曙石器問題和中国猿人文化問題的两篇文章,以及1961年9月22日两位先生和吴汝康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曙石器問題”,二、人的系统从猿的系统分出来的时期問題,三、“木器时代”或“使用天然石块的时代”問題,四、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問題,五、中国猿人的“骨器”問題。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情与理的辩证关系——评周谷城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

周谷城先生在《艺术創作的历史地位》一文,随后,又在一系列的答辯文章中,对艺术創作的許多重要問題,提出了明显地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观点相对立的见解。本文仅就艺术作品中情与理的关系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一周先生在該文的“創作的历史意义”一节,論述了艺术怎样在社会上发生作用的問題。原文引来虽然冗长,照录以保其眞:     

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己增殖”論

去年以来,平心先生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討生产力性貭的文章。他所涉及的許多問題,我們認为大有商榷之处。这里仅就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問題,即平心先生提出的所謂“生产力自己增殖”的論点,提出我們的意見。     

我对生产力性貭問題的具体意見

自从平心先生提出了生产力二重性問題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有的贊同,有的反对,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結論。他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提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他说: “不但有好多同志来信或口头同意我的見解,就报刊上刊載有关生产力问题討論的文章来看,也并非没有人同意我的論点的。例如在我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齐蓀同志在《文汇报》一篇短文中就采取了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与物质技术属性的論点(他的解釋同我略有出入)。”因此,不能不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見,加以更詳細的说明,請同志們批評指教。首先,我把在《文汇报》发表一篇“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嗎”短文的原委說明一下。当时写那篇短文的原因,是解答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問題的中心,在于有人誤認为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因而产生了美国和苏联的生产力水平彼此相差不大为何生产关系各有不同的疑問,于是根据本人不成熟的意見,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根本未曾留意到平心先生的文章,     

略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別——八论生产力性质

在拙作“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七論生产力性质)一文中,同王振民先生初步討論了几个問題,意有未尽。特再写本文,同王先生进一步商量。日后还要繼續請教(如談談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王振民先生在“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証关系”一文中,提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別問題。他因为看到我主張生产力有社会属性,古道热腸地给了我一陣富于辯証法意味的批評,指責我“从根本上混淆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     

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与杨向奎先生商榷

讀了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楊向奎先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学習筆記一文以后,得到不少的啓發。但其中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与楊向奎先生商榷,并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楊向奎先生說:“现在流行的政治經济学,社会發展史或者是原始社会史,全说第一次社会分工是游牧部落从農業部落分化出來,使正常的交換有可能,因而發生了社会第一次分工”,但是楊向奎先生認为:“这种说法,根据恩格斯的著作看來是講不通的。”他說:“‘其余的野蛮人’,也只能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階段(指游牧階段——濤按)的一些部落”“‘没有畜群的部落’不能理解为農業部落,只能說是比游牧更低一级的生產階段,……比游牧更低一級的生產階段也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但他們不可能有‘大規模畜群底形成’。游牧部落是更發达了的畜牧社会,他們和其余部落不同,他們有大量畜群,他們可以拿出多余的資料从事交換,因而他們和其余部落区別开,也就是社会第一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与平心先生商榷

半年多来,平心先生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設》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平心先生提出了对生产力性质的独特見解,引証了不少材料和經典論著,而且文章本身組織得自成系統。但是,由于平心先生的研究沒有建立在牢固的事实材料基础上,所以他的全部理論核心,是值得考虑的。前此已有苏星、周治平、楊宇等同志在《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上提出了商榷意見。笔者基本同意以上諸同志的論点,但由于以上諸同志在文章里沒有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使平心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