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万无灭亡之理——重评林纾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

面对新文学倡导者不断的批评与攻击,林纾进行了猛烈的还击,甚至是无情地影射与谩骂,以一种殉道者的坚定信念和使命感,力图拯救古文即将衰亡的命运.长期以来,林纾一直被视为封建文化的卫道士而备受指责,因此,有必要对林纾的学术思想及其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重新进行认识与评价.     

《新青年》与新文学潮流的疏离

《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之后,逐渐疏离新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逐渐减退建设新文学的热情,失却影响文学与社会的文化能力。《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与同人性质,是其疏离新文学潮流的根本原因。     

期刊的中间姿态与新文学的建构--以《北新》为例

在新文学建构的过程中,中间姿态的期刊是文学革命忠实的、坚韧的延续者。由于大量的中间姿态期刊的存在,文学革命的理论与成果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广泛传播,从而确立了新文学的地位。《北新》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作为《语丝》的“姊妹刊”,《北新》温婉大度的风格使得它超越同人之见,展示了新文学生动的面貌。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新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序幕。以鲁迅为伟大奠基人的中国新文学,在七十多年的光辉里程中,广采博取,接受了多种外来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五四”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文学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愈来愈增强。本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文献相继发表,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形成。此后,新文学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以崭新的姿态向前发展,并随着革命进程,逐步由民主主义文学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学。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视角,就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我国新文学的指导作用,联系历史事实,从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林纾的楚辞读本与楚辞批评

林纾的楚辞读本见于《左孟庄骚精华录》,仅选屈原《九章》九首诗。其选《九章》,除了自小就喜诵读之外,还与其对屈原的感情共鸣有关。就林纾的《九章》评点文字来看,林纾的楚辞批评,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反映其易代之际的文化心理,同时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的产物。在具体的批评方面,林纾的评点,对屈赋中的"沓"的特点、意象的特征、章法结构的剖析,都表现出独特的批评眼光。作为一部教材选本,它对后人仍有启发意义。     

林纾古文理论述评

重视古文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是桐城派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方苞、刘大櫆、姚鼎、曾国藩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在桐城派末代古文家林纾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林纾不仅在《中国国文读本》等选评本的序言中列古文的特点、要求提出了不少见解,而且撰写过《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等比较系统的桐城派文论。林纾号称为桐城派     

《贞文先生年谱》考补

1924年10月9日,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逝世于北京。他的门生朱羲胄即着手搜集史料,准备为林纾编撰年谱。从1926年1月动笔,到1929年4月最后定稿,这就是《贞文先生年谱》。按:“贞文”,是林纾弟子为林纾私加的谥号。1949年,《贞文先生年谱》与朱羲胄编撰的《春觉斋著述记》、《贞文先生学行记》、《林氏弟子表》,合称为《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由世界书局出版。《贞文先生年谱》是第一册,出版时封面由郑孝胥题署为《林畏庐先生年谱》。 如果除去朱羲胄的封建思想不谈外,仅就材料蒐集、史实考证看,《贞文先生年谱》仍不失为研究林纾的一种很重要的资料。1961年台湾世界书局又重印此书,总题目改为《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因为朱羲胄并未去台湾,因此台湾重印此书时未作任何修改增补。解放后内地虽未重印,但较有历史的图书馆一般均藏有此书,今人撰写研究林纾的论著时也多从其中取材。但笔者感到:《贞文先生年谱》也有一些地方存在错讹或不实之处,而林纾生平中的一些重要事迹,也有遗漏,因此特作考补如下:     

意境、情韵与神味:林纾散文学的新色彩

长期以来中国散文学都是以文道、义法为主流,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散文学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审美论的发展。林纾虽然以古文的衣钵继承人自居,但并没有坚守"文道""义法"传统,而是以情性为散文之本,这就使他在散文审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意境"、"情韵"与"神味"三说最具代表性,突出地体现了林纾散文学的诗性特质。它们的出现为散文学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也为近现代散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散文学领域里提出"意境"、"情韵"、"神味"诸说,对于源于诗国的这些美学范畴,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林纾生平正误

《江淮论坛》1982年第4期《桐城派末代主要作家》一文,列林纾为桐城末代作家,我以为是可以的。因为林纾本人虽不自认是桐城派,但他的古文理论及古文特点,实际上是与桐城一致的。该文对林纾生平的简介差错或不正确之处,略列于后:     

翻译视域下的林纾现象——兼论林纾的翻译

晚清时期的翻译家林纾开创了外国小说评介的先河,但其译作不尽完美,受到了鲁迅、刘半农等人的批评,钱锺书也撰文指出林纾的翻译是讹译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人对林纾的印象贬大于褒.使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来描述林译作品所呈现的特征,可引导人们对林纾进行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及客观的研究.通过对概念的系统论证和对现象产生根源的探究,指出了运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的意义.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一场没有思想对话的思想论战——林纾与五四新文化阵营论战焦点的再分析

五四时期,林纾与五四新文化阵营冲突的焦点,一是如何看待传统的儒家思想,二是文学革命中文言与白话的关系问题。而双方在冲突中并未形成真正的思想对话。从文化学角度看,林纾与五四新文化阵营所持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立场各自体现了民族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历史要求的一个方面,两者本应构成互补共进的关系。但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在非学理性的批判与围攻中,持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林纾的惨败,象征着中国民族文化现代转型历程中悲剧性的一幕。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林纾的“大道”与“小道”

林纾的声誉来自"林译小说",五四以来的毁誉也源于此。对于林纾,后来研究者需要摆脱五四遗留下来的道德义愤,以对传统的无差别心乃至敬畏心给予一种了解之同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林纾在小说译著中不再使用笔名而用真名,打破了人们对于小说的鄙视,是一种开风气之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林纾自己也看重令其名利双收的小说译创。在林纾的心目中,小说与古文始终有着价值的高下之分,小说是"小道",古文才是"大道"。林译小说能够博得当时社会中上层知识阶层的青睐,不但在于林纾以古文家的身份介入小说化解了士林阶层阅读小说时伴生的道德焦虑,更在于林纾以古文的笔法和小说家的天赋共同造就的"林译小说"独有的品味和趣味。     

论"言文互动"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意义

"言文互动"不但是"五四"文学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新文学建设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方式.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在"言文互动"中逐步深入的.首先,通过分析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误区和历史局限后指出,言文互动的阙如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主要在于"言文互动"的形成.然后着重阐述新文学在言文互动中的探索,和新文学作家以"言文互动"的理论和创作对新文学的开拓之功.文章在最后还指出,由于文学和文学语言的本质及其发展要求,决定了"言文互动"将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相伴始终.     

林纾的矛盾——兼谈他与“五四”文学先驱者文学观念的异同

林纾在其译序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映现了 2 0世纪文学初始阶段某些新质的萌生 ,尤其是他的文学观和维新观与“五四”文化先驱者颇有些相似处。但是林纾古文名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老年日趋保守的文化倾向 ,使他的思想前后呈观出巨大的差异。在文学观上 ,他有时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 ,有时则将文学的功利与政教截然分开 ,只看重文学本体的审美特性。青年林纾曾是矢志维新的风云人物 ,但随年龄渐长 ,其维新立场在逐年蜕变。其与“桐城派”的关系 ,说他是“桐城派”或反“桐城派” ,均属误解。林纾视“桐城派”与《左传》、马、班、唐宋古文一脉相承 ,为“正轨” ,但他为文则能脱其窠臼 ,自成格局。我们要认识林纾 ,就必须理清他的矛盾 ,还林纾在文学史上的一个真实的面目。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林纾捐赠《茶花女遗事》稿酬助办福州蚕桑公学考论

己亥年(1899年),林纾将与王寿昌合译的《茶花女遗事》稿酬捐赠给了正在创办的福州蚕桑公学。详考这一史实,对于认识林纾将翻译外国小说作为实现人生抱负事业之缘由及认识林纾在人生困难时期依然志节贞厉的品格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更正目前福建教育史上关于福州蚕桑公学创办史实记载的错误。     

以韩抗俗:“五四”前后林纾的韩愈批评及其问题指向

林纾在"五四"前后的韩愈批评,并非单纯的学术批评,而往往基于深切的现实关怀,有着明确的问题指向。譬如:指向"伦常革命"及"孔教运动"造成的道统论合法性危机;指向辛亥以后章太炎冒领"人师"造成的国学建构的正统危机;指向桐城后学与新文学派各执一端造成的国文建构的传世危机。归根结底,林纾的关切在于近代以来中西古今之争导致的道德与学术价值失序问题。他将韩愈作为对抗时俗、建构国学与国文正统的重要话语资源与思想依据,试图藉由韩愈的正统观念、师法特点与传世精神,明确华夏道德与学术的基本轨则和永恒价值,探索文明传承与变通的稳健出路。     

五四文学革命:上海的蓄势与北京的荣光

“文学革命”的蓄势和起点,与北京并无太大关联.五四文学革命的酝酿与发动,是上海时期《新青年》杂志的荣光,无论陈独秀鼓动的思想革命,还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其雏形、基调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奠定,北京时期不过加以扩大与深化而已.文学革命由小圈子内的讨论变成全国的舆论焦点,与“双簧信”事件有关,而这一事件是非常“海派”的.文学革命的先锋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都是在上海起步的;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观念和富有审美冲击力的创作,大部分出自上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