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的民族性与民族主义

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认识与阐释,在原生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存在一种折衷和整合的可能。在中国现代文论中,"民族主义文艺"论和"民族形式"论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对抗。前者突出了"民族"和"国家"的关联,旨在使民族主义转换为维护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后者则突出"民族"概念的"人民"和"大众"之维,从而在民族概念和阶级范畴之间找到可供接合的节点。后殖民的理论更多地关注阶级与性别的历史命运,认为无论是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话语还是民族独立后的民族主义话语都是造成"属下不能说话的"的压迫性因素。许多时候,民族主义即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民族形式"论争的名与实

20世纪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具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直接表现在这场论争的关键词--"民族形式"的使用上."民族形式"的提出是民族战争中民族意识高涨的结果.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民族形式"这个术语并不具备理论的严谨性,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仍然在论争中被普遍使用.     

文化民族主义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世纪交替时刻,中华民族以实现文化复兴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目标,民族主义以提高民族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要务,追求民族文化的自主发展与自由繁荣,因而具有较为鲜明的文化主义色彩.同时,随着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流动与民族混融成为普遍现象,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受到现实的多种制约,民族主义开始更多地关注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与同一性问题,这就削弱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强化了其文化功能.     

本位、西化与1935年文化论战

“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是 1935年文化论战中各执一端的两种思潮。“本位文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背景十分明显,但并不能脱离思想界整体西化的现实;而“全盘西化”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思想统制的疏远和背离,却并未丧失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这一论战更多地显示出“西化背景下的本位”和“民族立场上的西化”的复杂矛盾。     

“创伤”记忆与族群身份的寓言化想象——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极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经历及"创伤"体验成为基本主题,"创伤"书写渐趋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基本母题。因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导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伤"书写面临着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医治这些创伤、如何在多元文化混杂中重建身份认同、又如何避免在创伤记忆中被文化民族主义所裹挟等问题。     

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上)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中国人为了解决在"万国"竞争格局下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急迫地开展了自救性质的民族振兴运动。民族振兴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政治运动,但它在初期确实是把中国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推向在文化领域兴起革新运动的外在动力;而当近代文化革新运动由不自觉而渐自觉、由表及里而指向本体,或者说当文化革新运动由从属于政治运动而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化本体的革新运动,尤其是进入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涉及民族文化内涵的兴革阶段时,两种文化选择便摆在中国人面前:是追随西学进一步向"西"走、指向"欧化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还是在"万国"竞争的世界、在民族危机的当下坚持文化创新中的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精神并强化民族认同及凝聚力?这是当时中国人在开展文化革新运动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正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始终摆脱不了的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巨石压迫这一历史特征,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从以民族主义为外在动力逐渐深化为以民族主义为内在灵魂的历史进程。     

互联网上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思潮分析

在信息网络化背景下,互联网上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思潮和理论。厘清这些思潮与理论,对于我们主动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确保网络上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实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有效转变,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网络防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下)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中国人为了解决在"万国"竞争格局下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急迫地开展了自救性质的民族振兴运动。民族振兴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政治运动,但它在初期确实是把中国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推向在文化领域兴起革新运动的外在动力;而当近代文化革新运动由不自觉而渐自觉、由表及里而指向本体,或者说当文化革新运动由从属于政治运动而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化本体的革新运动,尤其是进入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涉及民族文化内涵的兴革阶段时,两种文化选择便摆在中国人面前:是追随西学进一步向"西"走、指向"欧化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还是在"万国"竞争的世界、在民族危机的当下坚持文化创新中的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精神并强化民族认同及凝聚力?这是当时中国人在开展文化革新运动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正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始终摆脱不了的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巨石压迫这一历史特征,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从以民族主义为外在动力逐渐深化为以民族主义为内在灵魂的历史进程。     

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

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奇妙结合,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分析文学、文化文本生产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在运作机制.作为一种方法论,巴特的"神话学"还具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假设,对当代文学、文化批评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化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

"阶级"和"民族"问题一直是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殖民地背景使他选择了处于英国文化边缘的爱尔兰文化研究.在<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等著作中,伊格尔顿从创作和细读文学文本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爱尔兰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对英国文化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     

民族文化与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文化是具有民族个性和地域风格的文化样态。它是一种类存在,表现为一种主权文化,这种主权文化是一种软权力,内化为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还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变化的和历史的,其民族文化身份理所当然地具有实践性、可塑性和阶段性特点。在全球化的交往中,一个国家的文化利益集中表现为高度的民族利益时,就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从理论上看,普遍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文化多元主义;从实践上看,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文化一元主义;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文化民族主义由"极端"走向"温和"。     

“民族形式”的实践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前后,左翼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这场论争首先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进行,随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他们以《中国文化》杂志为阵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了对于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延安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文化的根本功能,是提升人的素质,培育人的情怀,熏陶人的心灵.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是更加"形而上"的,是"大象无形"的.文化理论的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加快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促进入的现代化的实现,促进中华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入的问题.通过人的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物质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进而全面解决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论文化意识下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之历史建构

对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建构历程进行疏释是窥探中国民族主义堂奥之必要路径。通过充分开掘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传统特质,既可深入发扬中国民族主义之精神,加强民族文化之自我认同,又可破除拒斥"普世价值"者的民族主义狭隘论所带来的固步自封。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观念之特质在于其"文化意识"。而中国民族主义文化意识的建构历程则诏示:其当代民族主义只有在具有开放与包容特质的文化烛照下,才能逐步走向真正的自信与新生,并藉此有望贡献于现代世界政治新秩序的良性建构。     

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文化诗学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把文化诗学引入华文文学批评,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华人文化诗学",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华文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有效途径.     

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是艰难的,它为适应时代语境,去除(或弱化)其意识、思想、价值等内涵,而化约为现代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化,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治神话"的合法性路径。其中,政治神话在传统文化的常识性知识中实现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皴染;在伦理性知识中,政治合法性通过伦理的道德得以确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政治神话的自然化、永久化,并在一种看似顺其自然的秩序中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维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孵化、生产与重构。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乔治·拉伦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拉伦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种研究视域更加宽广、包容性更大的意识形态。他用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所出现的性别、种族和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他提出非理性主义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他同时主张,必须认真对待后发国家的文化身份的问题。通过对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型的分析,拉伦得出了结论:文化身份包含着意识形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