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乌托邦"批判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后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前期强调"工具本体",转向强调"心理本体",特别是提出建构"情本体";李泽厚美学由前期的"实践乌托邦"转向后期的"情感乌托邦".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依然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路线以及意识哲学的立场,而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现代人类为了摆脱生存困境,确实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审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建立在存在(生存)本体论基础上,它超越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对立,也超越了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的对立.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生存体验,体现出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它能够在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现代社会,为人类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当代哲学走向审美主义,根据也在于此.     

"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讲演

"乌托邦"在这里有两层意义,一是我个人写作的"乌托邦",另一个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鸟托邦".前者是指我通过写作实现梦想和希冀,在小说中创造自己的理想之物;后者是指我们从一个"乌托邦"醒来又跌入了另一个"乌托邦".而我的写作,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还有我对现实的认识等等,正是笼罩在这两种"乌托邦"下的个人书写.     

乌托邦社会的幻想和幻灭———托马斯.莫尔和乔治.奥威尔之对比

乌托邦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鸟托邦文学更是发展到了它的反面——反乌托邦文学。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描绘的理想王国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却成了一个梦魇般的人间地狱。两位作者对乌托邦社会的幻想和幻灭,究其原因,主要是二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个人经历和所受到的文学影响的不同。     

乌托邦的和谐社会及启示

乌托邦社会的宗旨是公民幸福与社会和谐.为此,莫尔为乌托邦设计了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架构.乌托邦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按需分配;在政治上实行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民主政制;在文化上依赖于极度的集体主义和完美的道德主义.乌托邦的和谐社会构想在道德上是美好的,然而却有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其制度架构无法实现其制度目标.乌托邦和谐社会只能是一个静态的消极和谐社会,而不是一个动态的积极和谐社会.     

中外文学中的理想社会

乌托邦文学及其研究长期以来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热点,在二十世纪初才在我国引起注意,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很多理想社会的描写和设想还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本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供有关中外乌托邦文学的一些信息,归纳分析乌托邦文学和文学作品中理想社会的主要特点,简介中国乌托邦文学的四个流派并提供1900年以前成书的乌托邦、恶托邦和女性乌托邦文学的部分书目。     

论新时期女性创作中的语言乌托邦倾向

80年代中期以后,乌托邦发生了分化,在一部分女性创作中出现了语言乌托邦倾向。语言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经验、感情和认识的传递,它已经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它借助于虚构和想象构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方面,它借助自由抵抗社会压迫,另一方面,还包含着超越黑暗现实、建立理想世界的激情。新时期语言乌托邦以想象的方式坚持了梦想的价值,给后乌托邦的时代贡献了新的思维方式。     

信息时代乌托邦的复兴及其价值

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迁,乌托邦也从传统乌托邦、现代反乌托邦发展到信息乌托邦。信息技术的虚拟性是新的地理大发现,它开拓了构造乌托邦的新空间,提供了感受乌托邦的新实践。信息乌托邦仍然具有传统乌托邦的局限,同时也传承着传统乌托邦批判现实和设想未来之价值。在冷战之后社会主义低潮之际,在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之时,乌托邦并未终结。乌托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的设想,更具有时代价值。     

乌托邦 失乐园--政治乌托邦批判

现代乌托邦的演进、发展与实践过程使我们认识到对于政治乌托邦的梳理与反思是一个极为紧迫而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理念至上、逻辑推演的思维特征使乌托邦先天性地具有超验品格,而现代乌托邦的悲剧就在于其不屑于作为一种超验性存在的努力,这种努力使它往往把自己错当成"人间天堂"的可靠的现实力量.执拗的结果使乌托邦既失去了他原本的批判功能,又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与困顿.     

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

“乌托邦”在中国一般有两层含义 :一 ,不科学 ;二 ,不切实际或不能“兑现”。“乌托邦/科学”的划分标准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实践缺乏公正 ;“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个标签并不妥当 ;“乌托邦”和“实干”的简单对立 ,易使人们忘记幻想与行动之间的亲密关系 ;从文体上来理解“乌托邦”也过于褊狭。E·布洛赫使“乌托邦”上升为一个中性的哲学范畴 ,既划分出一块迄今为止缺乏研究的特殊的人类精神领域 ,又为结束“乌托邦”概念在使用中的混乱与不当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可能     

寻找通向彼岸之桥——试析《边城》与《格列弗游记》的乌托邦主题

“乌托邦”作为人们一直渴望和寻找的梦想,在中外众多的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沈从文的《边城》和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其乌托邦主题有很大不同。二者一个重构过去,一个虚拟未来,以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一个相同的主题:美好的乌托邦是以放弃精神、灵魂、自由为代价的,而人又不可能做出真正的选择。因此,人类永远找不到通向彼岸的桥梁。     

延安时期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以《黄河大合唱》为例

“乡愁乌托邦”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时空综合体的现代情感结构,存在时间上的流动与空间上的想象。延安时期关于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所呈现出的“乡愁”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情感表达。“乡愁”抒写指向过去的家国乡土,乌托邦则指向未来社会的维度。《黄河大合唱》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乡愁乌托邦,忠实地表达了中华儿女在艰苦抗战下奋起反抗的精神力量。     

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现代“乌托邦”研究——以《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中心

米兰·昆德拉以独特的诗性语言为读者构建出一个关于“存在”的小说世界。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与诗学入手,能发现其小说中具有“政治乌托邦”“情欲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等图景,它们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主题：人的存在。因此本质上属于探究人类生存可能性的“存在乌托邦”。其笔下的现代“乌托邦”继承了乌托邦传统中的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对极权主义政治的反讽、对“小说消亡论”的反击以及对欧洲现代性危机的思考。通过对“媚俗”的批判与对“幽默”的推崇,昆德拉小说中的现代“乌托邦”实现了对以往文学作品中形象稍显单薄、美学意蕴不足的“乌托邦”的审美超越。     

恩斯特·布洛赫对乌托邦范畴的重构

恩斯特·布洛赫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世界文明危机,意识到乌托邦理论中蕴含着变革世界的精神力量,因此他尝试重构乌托邦范畴,改变“乌托邦”在20世纪遭受污名化和无人问津的时代境遇,并进一步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探索变革现实世界的可行路径。布洛赫立足人本主义哲学立场,注重挖掘乌托邦范畴之中的道德伦理因素,尝试融合心理学与人类学以丰富乌托邦理论体系。无论是将乌托邦根植于人性并将其上升至本体论范畴,还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充实其乌托邦哲学并使之成为联系现实的中介,均能体现布洛赫重构乌托邦范畴的最终目的：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并建立一个人道化的新世界。     

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类型、源流与文化心理考察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充满焦虑也满怀期待,由此催生了此一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兴盛。乌托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现象,它有中西两种源头,可分为社会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唯情主义乌托邦等多种类型。乌托邦文学反映着传统的衰微和文化传递方式的变化,代表着一种中国人在西方这一现代欲望介体的引导下自我变革的要求。现代中国人开始普遍相信人的本质就是能选择如何生活,社会通过人们真诚的信仰和为之献身的真正理想就可加以改变,这使他们由传统的“信命论”者转向了现代的“抗命论”和“造命论”者。     

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演变与回归

格非小说研究至今已有30年,成果不计其数,但仍有不足之处。拿“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来说,二者看似毫无关联,实则联系紧密,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才能直观地把握格非小说从“乌托邦”转向“反乌托邦”又回归“乌托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洞察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隐性回归,全面地梳理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复杂演变,准确地解读贯穿格非小说始终的乌托邦叙事思想,从而弥补格非小说研究的空白。“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回归,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又是乌托邦积极意义的必然要求、个人生存发展的刚性需要,还是格非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一“演变”与“回归”,格非向我们展现了“乌托邦”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      

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比较郭嵩焘与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

在晚清中国人眼里,英国不再是夷模鬼样的异国形象,相反成了"乌托邦"理想国。文章通过比较早期驻英使臣郭嵩焘和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对英国形象的塑造及其对英国和本国关系的摆放,论述了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郭嵩焘笔下的英国成了一个处处胜过本国的典型的"乌托邦"异国形象,而薛福成则把其亲见的英国塑造成一个能够与历史上的中国媲美的"乌托邦"形象,以此方式尽可能地保存和维护了关于本国的神话。     

从天堂到地狱——论乌托邦文学在英国的发展与嬗变

乌托邦文学是一种描绘理想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文学。像其他国家的类似范畴文学一样,英国的乌托邦文学经历了乌托邦、讽刺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其艺术手法也经历了写实、反讽和讽喻的演变。这种发展和嬗变不但丰富了乌托邦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而且也为揭示社会的变迁及其在人类心灵上的折光提供了形象的说明。     

乌托邦:道义与消极——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乌托邦诉求表现为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同时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国家主义乌托邦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而个人主义乌托邦作为人性的自然权利具有消极的一面。在非常时期,国家主义乌托邦与个人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人存在的困境。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作为文革时代社会精神分析的文本,表现了个人主义乌托邦诉求对于道义强制的反抗与消解,并揭示了道义乌托邦的虚妄以及对人性的扭曲。     

乌托邦≠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中“乌托邦”概念的源起、演变与理解

从词源学上来看,"乌托邦"在诞生之初,就具有双关语义,其原初指涉在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正批判。而在中文语境中,"乌托邦"是一个近乎被等同于"空想"的概念范畴,"乌托邦"在国内学界长期遭受污名化。在"乌托邦"和"空想"之间划上等号的错误译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也无益于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厘清"乌托邦"概念的真正指称,或对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演进,进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进路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