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孟子序说》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首引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文,可谓"知人论世"之必要铺垫;次引韩愈言论,重在揭示孟子辟杨、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再引二程言论,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养气论的价值;最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佛、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     

谈《墨子》散文的特色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墨子》独具特色。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评价《墨子》的散文“意显而语质”。鲁迅先生也曾指出“墨家尚质”、“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汉文学史纲要》)。古今大师们的评价都客观地指明了《墨子》散文语言质朴这一特色。墨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是比较大的。可是不久便销声匿迹了。司马迁的《史记》也没有为之立传,仅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篇末附了这样两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而今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中对《墨子》常常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不以专门的章节来评价。长期以来,《墨子》被人们     

荀子的法家教育思想——读《劝学》篇札记

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在政治思想上和在教育战线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革新的主张,反映了时代精神。他从事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在当时齐国学者集中的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就是那些学者的首领。他培养出了象韩非、李斯那样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写     

论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处在奴隶制已经崩溃封建制正在确立的时期。有周以来众建之侯国,历长期而激烈的战争,已变为七雄并峙的局面。“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荀列传》)。这是说,此时各国统治者,纷纷变法,破奴隶制为封建制,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对内打击旧贵族     

《文心雕龙》书名的涵义

关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涵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一开始就予以了说明,他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在这里,他用“为文之心”来解释“文心 ”,所谓“为文之心”无非是指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密切相关的诸如:文人作文的动机、构思,文章的内容、风格、体裁、美学趣味等等。因此,“文心”两字实际上规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基本内容。众所周知,“雕龙”一典出自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驺奭,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裴骃《集解》…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论孟子难以“受业于子思之门人”

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称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 ,是目前史学界的一般看法。不过由于子思的生卒年已不可考 ,若根据孔子 (公元前 5 5 1～前 4 79年 )和孟子 (公元前 3 72～前 2 89年 )的生卒年限 ,大致可以推断 ,子思离世时其十余岁的年轻弟子 ,在孟子 10岁时也已达到 90岁 ,难以直接向孟子传授知识。因此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的观点不能成立     

孟轲的经济伦理思想

孟子 (约公元前 372—前 2 89年 ) ,名轲 ,战国中期邹 (今山东邹县 )人。幼年由其母抚养成人。为了给孟轲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孟母三迁 ,被后世传为美谈。《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自称“乃所愿 ,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下引孟子只注篇名。) ,得孔门真传。唐人肯定他为儒家道统的嫡传 ;宋、元间追封为邹国公 ,配享孔庙。元文宗时 (元朝中叶 )尊为“亚圣”,成了儒家孔子而下的第一人。“孔孟之道”被奉为封建统治思想之正统。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 ,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衍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魏公子窃符救赵》疑义辨析两题

《史记·魏公子列传》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俾倪”一词究竟是描摹谁的表情举止?二是侯赢自刭的原因何在?现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教于方家.一、俾倪者是朱亥而非侯赢每读《史记·魏公子列传》,总是被迎侯生一节的传神描写所吸引,同时也为“俾倪”一词究竟是描摹谁的表情而困惑。现行《史记》标点本及各种选本,虽然标点有所不同,但“俾倪”一词系表述侯生的情态却是一致的,《辞海》、《词源》中的“俾倪”条也不例外,     

释《乘》

春秋时代,晋国的史书叫《乘》。为何名“乘”?汉赵岐解释为“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见《孟子·离娄》注)宋孙奭替《孟子》作疏时也认为“以田赋乘马之事,故因名为乘也。”这就是说,“乘”是“乘马”,因书的内容是“田赋乘马之事”,故以“乘”命名。而朱熹不同意赵说,直言“乘义未详。”(见《孟子集注》)“乘”究为何义?今试释如下。     

《韩非子》的“道德之意”与“法术之治”

《韩非子》“法术之治”的思想,一向被认为是建立在它的“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韩非子》的这个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它的“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曾明确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综观《韩非子》,它的“法”、“术”,     

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经济学解析

作为一个从经济方面入手的政策体系,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着某些比较明显的弱点,这主要表现在土地制度的设计上由国家实行"制民之产",反对土地的自由买卖;在税收制度的设计上主张劳役地租,反对实物地租;在农工商的关系上要求主张自由价格,反对国家力量的介入,等等。除此而外,"仁政"思想还缺乏在当时社会推行的动力,这主要表现在对君主的激励不足,不能解决统治者迫切需要的"富国强兵"问题、政权安全问题和天下统一问题,这是战国统治者对孟子敬而远之,认为其"迂远而阔于事情",不愿意实施其主张的重要原因。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     

蝉的等待

此语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期，赵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蔺智斗秦王，使玉完璧归赵，立了大功。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官居廉颇大将军之上。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从心理学角度看《离骚》的创作年代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史记·屈原列传》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所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里讲了三层问题:1.《离骚》创作于怀王时期,屈原被疏之时。2.屈原被疏是由于小人嫉妒谗言所致。3.屈原被疏后忧愁幽思,委屈难解而作《离骚》以发其怨情。郭沫若先生不赞成司马迁的说法,他把     

也辨上官大夫夺稿案——兼与张永鑫同志商榷

《史记·屈原列传》载有楚上官大夫欲夺屈原宪令草稿一事,学者对此向有异说。近读张永鑫同志《上官、屈原夺稿辨》(见《文学遗产》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一文,颇受启悟,遂对“夺稿”一案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草成此篇,以就正于张永鑫同志及诸位方家。 我认为,对“夺稿”一案首先须辨明两个问题:一是司马迁对此事记述的原意如何,二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如何。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可混淆。 先说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述。《史记·屈原列传》云:     

《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夺稿事件解

《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大夫夺稿事件，是使屈原一生命运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大事件，但这一情节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夺稿”当释为“强行改稿”，而“与”字则应释为“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