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唐诗选本与五言古律之辨

古律诗介于古体、律体之间,实难界分。《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和《唐诗解》将其归入古诗,《唐诗归》肯定以古为律,划为律诗,关于诗体归属的分歧和争议实是明代辨体思想的深入展开。从明代唐诗选本中五律的评选,可以看出选家对古律诗的接受与五律体调的建构密切相关。性灵思潮与复古主义的对抗与同化则是展开古律之辨的文化语境。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从《唐诗别裁集》看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说——兼论沈德潜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清代沈德潜以风格作为编选诗集的准的之一,对诗人作品的分别去取和品评裁定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文章将零星散布于《唐诗别裁集》中的序言、凡例、点评等评论性文字进行细致梳理,综合《唐诗别裁集》前、后两个版本关于代表性诗人诗作的选评情况,并与《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和《古今诗删》等唐诗选本相比对,从而推演出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轨迹,并深入探讨沈氏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关于高棅诗学的四个问题——兼与周兴陆先生商榷

高棅征辟入京时间是永乐四年,而不是周先生说的永乐元年;彭曜"入京"省视叔父说法不准确,当时北平并不是京城,其与高棅"京城"(南京)相遇地点不同,周先生说法有含混之嫌;高棅诗学思想中"音律正变"、"体制始终"和"性情之正"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周先生说的《品汇》"诗体正变"到《正声》"性情正变"的转移过程是不存在的,是对高棅诗学思想的误读;彭曜《题识》和黄镐序及胡缵宗序刻本《唐诗正声凡例》,对《正声》编选时间的矛盾说法,值得学人进一步深思、探讨.     

柳永词艺术成就新论

词至柳永而大变的事实存在 ,与柳永终生对词的艺术创新追求密切相关。柳词艺术创新之成就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开创铺叙 ,以赋为词 ;(二 )升华点染 ,始用钩勒 ;(三 )使事用典 ,化俗为雅。柳词中的这些艺术成就 ,不仅是导致《乐章集》成为宋词艺术史上一座高峰的原因之所在 ,而且扭转了当时的词风 ,对后世词的雅化影响巨大。     

张之象《唐诗类苑》研究述略

明嘉靖年间张之象编纂的《唐诗类苑》,是现存规模最大、分期最完整、体系较为完备的类编唐诗总集,具有独特的编纂体例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唐诗总集研究的整体热闹景象相比,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的相关研究相对冷寂,其内在的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通过对《唐诗类苑》刊行四百年来的传播情况、受关注程度以及2006年前后不同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一部体例较为独特的唐诗总集,《唐诗类苑》正逐渐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探究,其在唐诗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定能进一步得到彰显。     

物我谐和的唐诗生态世界及其现代意义

从现存为数颇丰的唐诗看,唐代诗人承传并弘扬了<风><骚>及汉魏六朝文学的自然生态意识.由于受本朝儒、释、道思想以及投笔从戎的边塞生活、官吏贬谪的特殊经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唐诗中表达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达到了天人合一、空前融洽的地步.唐代诗人与草木虫鱼等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思想和实践,在唐诗中主要表现在十大方面,即:(1)与物谐乐;(2)以物为友;(3)颂物以美;(4)感物惠德;(5)赏物生趣;(5)悲物悯人;(7)由物悟理;(8)托物寄怀;(9)假物以讽;(10)护物有责.唐诗中浓郁的关爱自然生态意识,是唐代诗人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对当下大力倡导保护自然环境、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与启迪作用.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探骊得珠,后来居上--《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评介

古往今来 ,《史记》研究成果之多 ,可谓汗牛充栋。以个人所见 ,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 )义理方面 ,对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撰写目的进行探讨。 (二 )考据方面 ,对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时代背景、书名变化、史料来源、编纂体例、版本情况以及若干专题进行考证。 (三 )辞章方面 ,对《史记》的文学意趣进行赏析。这三个方面对推动司马迁及《史记》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然而 ,长期以来 ,研究者各执一端 ,往往妨碍了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深入研究。为此 ,我主张 ,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应兼…     

谢枋得评点中的圈点——从谢枋得三种评点著作看其圈点及其体现的修辞思想

圈点为谢枋得评点著作中的不评之“评” ,是其修辞思想的直接体现 ,也是其评点修辞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谢枋得的主要评点著作《文章轨范》、《檀弓解》、《唐诗解》等看 ,共有字旁斜长点 (、)、字旁小圆圈 (。)、字上大圆圈 (○ )、字旁长直线 (┃ )、右折短直线 (┐ )、右折长直线等六种符号。各种符号体现了谢枋得于字句篇章等方面的修辞思想     

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研究——评《唐宋诗论稿》

莫砺锋教授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唐宋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论稿》立体地呈现了唐宋诗歌风格的转变,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五代时期南唐校勘人才及其印刷传统

五代十国因其秉承晚唐印刷技术,又奠定了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地处江南的南唐国由于藏书与科举双重需要,其在继承晚唐刊刻书籍母本的同时,又在校勘印刷人才及制度保留,甚至具体的印刷技术上为北宋书籍印刷的兴盛准备了条件。因此,关注南唐印刷传统的意义就等于关注北宋书籍刊刻的继承源头。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版本源流考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开启了宋代专选唐绝句的热潮,许多唐人绝句藉此保存下来。此集版本刊刻较为复杂,洪迈两次刊刻此书,定为一百卷本。宋人吴格对此宋本部分修正,宋人汪纲又据此重刻,因另析出六言诗为一卷,改为一百零一卷。此书宋本已佚,有明刻本两种存世,明嘉靖陈敬学据汪本重刻,明万历赵宦光因洪迈原编舛误较多,再作校订补充,重新编定,改为四十卷。     

宋代节日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宋代节日词研究以《全宋词》中节日题材作品为对象,对宋代节日词的创作情况、文本特征和发展动态作出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考察节日词的文学风貌和审美特质,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两宋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等深层次意义。当前宋代节日词研究多停留于较为零散、感性的层面之上,亦或以民俗文化、都市文化的先验视角凌于对节日词作本身的探讨之上。有鉴于此,有必要在对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以推动宋代节日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宋代翰林侍书王著生平及其书法诸事考辨

宋太宗曾仿唐制设置过翰林侍书一职,任职者为王著。王著在当时是一位对宋初书法做出过贡献的书法家,有一定的名望。可惜的是,王著在宋以后人编著的书史性文献中地位不显,而且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王著的生平与卒年、王著＂善于规益＂,以及王著书法的评价等问题的认识,仍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价值。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