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事,思来者”的“来者”

司马迁《报任安书》:“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对“思来者”一语,目前通行的教材及选本的解释有以下几种:1.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三册:“思来者,意思是想让将来的人知己之志。”2.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中册“……思来者,想念未来的人,即让未来的人了解自己的思想”。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发愤著书”对《史记》写作宗旨的升华

《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理状态,不过"发愤著书"不是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创作主旨应该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他身陷刑狱而交游莫救,从而认清对人世的真相,并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在忍辱痛苦中反思生死之理,他蒙冤却有口难辩,进而究天人之际,升华了《史记》主题,彰显了《史记》的写作主旨。     

《史记》传记作品的情感表现——浅析司马迁的心理世界

<正> 司马迁的文和屈原的赋、杜甫的诗,被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在这三个方面的高峰。他的一百三十篇《史记》,不仅在史学上和散文上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表现出西汉帝国的强大向上精神和民族巨大的创造力量。但是,司马迁也同屈原、杜甫一样,遭受封建统治者的迫害,形成了生活上各有不同的悲剧。因而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一部《史记》,除了十篇“表”是记年代等的,八篇“书”是记典章制度等的之外,其他如“本纪”、     

从“曩”与“今”管窥《报任安书》

刘勰云:“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弘,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司马迁《报任安书》,围绕“推贤进士”一旨,反复致意;通篇不离“辱”字,正气滂沛,腐心切齿;舒发愤懑,溢于笔端。耿耿于怀而发愤著书,归结到“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司马迁的道德评价与墨子的“合志功而观”

墨子的“合志功而观”指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好坏、善恶应将其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司马迁继承了墨子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了“合志功而现”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更重视“忠”之高尚低下产生的效果．往往不单以其“功”之大小、事业成败如何为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往三千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的道德评价，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

《史记》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司马迁的儒家的苦难意识、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对“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以及对天命的信奉等方面。对《史记》“尚奇”成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文化内涵。     

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心理机制及价值

《史记》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也为后人所探寻。汉武盛世的大一统,司马家族的史官传统,以及司马迁本人的才智和理想,都促成了《史记》的产生。而经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其"发愤著书"更成为后人对于其创作心理的共识。《史记》在作为实录历史的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同时也兼具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发愤著书"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理念,涉及到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艺心理学价值。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开拓新领域 提供新视角──简评《司马迁与宗教神话》

开拓新领域　提供新视角──简评《司马迁与宗教神话》李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两千多年来赢得了世人普遍的赞誉，而司马迁，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史圣”，已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其文化思想的精通，也已成为中国历史、思想史、文...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兼简论《史记》与《战国策》文章

司马迁著《史记》,虞、夏、商、周本《尚书》;春秋之世本《左传》、《国语》;战国时期所取材有的多同于今通行的《战国策》,所以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班固说的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战国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直到今天从没有人对这提出过疑义、异议。所以然者,战国时代的史料传于今者,惟有西汉元、成年间的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一书;《史记》中与现存《战国策》中内容相同的竟有九十三事之多,因而人们确信司马迁作《史记》写战国时代部分是采辑钞誊《战国策》原文的。其实这个问题颇有重新探讨研究一下的必要。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