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历来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中心,是对实现法治的主体提出的要求,对实现法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民法典编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此次民法典编纂,需要回应"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奉行的立法准则就是对既有的民事法律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予以坚持、不合时宜的予以删除、需要调整的予以修改、存在缺漏的予以补充。编纂民法典的过程就是一个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终极价值构建探究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国家治理思路在不断创新,治理模式经历了“统治—管理—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几个发展阶段,每一种治理思路阶段,我国都构建不同的价值追求。通过探究,国家统治与管理阶段,我国追求自由与平等价值;国家治理阶段,我国追求民主与宽容价值;新时代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我国追求善治终极价值,并逐渐进行终极价值建构。致力于通过国家治理思路的价值建构过程研究,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潮.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理论阐释、实现路径、推动力量、关键因素等方面,且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引领了改革实践,但也存在学理研究不够深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有待提高、方法创新运用略显不足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在拓宽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引领改革实践上实现突破,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本主义刑法观

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刑法不是管控社会而是治理社会的手段。应转变刑法观,以人为本,树立人本主义刑法观。要正确认识犯罪,侧重刑法的价值理性,尊重和保护犯罪人的人权;透视复杂的人性,构造刑法理论;把握刑罚发展趋势,提倡人权防卫的刑罚理念。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权划分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离不开财政制度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深化期,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税权与事权匹配建设,成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一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与实践方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二十大召开以来,学界就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和实践方略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共识性成果丰硕。总结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可以从多元视角审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目标、方向和现实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现代政党治理研究

将现代治理理念用于政党政治领域就是现代政党治理,它强调协调性、多元化、互动性、扁平化、规范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即逐步从一个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切实推进党的观念现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积极推进党的制度现代化,全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大力倡导包容性政党文化等。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的民主治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体制方面的总目标。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其本质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才的现代化。构建以社会理性为本质特征的文化环境,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因为社会理性是现代化治理制度的基本规约,也是现代化治理主体的基本素养。     

利益集团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与规范路径

利益集团是参与国家治理的有形主体与基本力量之一,其消极行为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力。其表现为:利益集团俘虏国家治理主体,腐蚀国家治理规则,破坏国家治理绩效。规范利益集团应该着眼于国家治理主体:政府、政党与公民个体;着眼于国家治理规则:国家法治制度、国家制度供给与治理文化;着眼于国家治理绩效:国家公信力、国家治理资源与国家治理机制。